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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力回天：海德调整论辩策略、国王自毁长城与改革蓝图的流产(58) 如果诉诸宪制依据的论辩并不具说服力、不能消除许多议员对现状的敌意，海德必须更加正面、直接地回应其游说对象的忧虑。在这里，重要的仍旧是“谏言”“谗言”的分野与国王之言行：查理一世必须在后续的事件中以一个听从忠直之言、愿与议会谈判的形象展开行动，才能确保现状不被颠覆。他一方面要对教会体制的弊病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则要杜绝一切非法、暴力的政治行动。对于海德等意欲维持现状的温和保王党人而言，政治形势至1641年晚秋逐渐变得有利。人们意识到“奸徒”垄断议会事务、一意孤行，而非寻求政治和解，因此对他们日益敌视。(59)此外，当年秋议会上下两院内也组织起了一支日渐强大的保王党力量。(60)这样的事态发展显然更有利于海德兜售其有限改革方案、维持体制现状。 也正是在此时，海德调整论辩策略，正面回应了对“天主教佬”和“谗言”的控诉。11月23日凌晨，下院通过“奸徒”发布《大抗议书》(the Grand Remonstrance)的要求。《大抗议书》基本上重复了此前对查理一世及其僚属的批评：英格兰的法律与宗教受到天主教阴谋威胁，故议会必须在任命国家军政高官一事上拥有话语权。(61)海德此后撰写一篇雄文，意欲公开回应《大抗议书》。国王获悉此文后于12月15日将其作为诏令发布。(62)诏令中，海德首先就宗教与自由的问题做出回应。在宗教方面，诏令宣称国王虔信新教、从未偏向天主教徒，并且也会“欣然应允”议会立法废止某些“完全非法”的礼拜仪式。在臣民自由方面，国王批准了一系列改革议案，并已纠正过去许多不明智的决断，因此臣民福祉近来大有加增。此后，诏令写道：“若此皆朕循当下进言所决……如此决策断然与为害公益的密谋无涉；自本届议会起依朕意而受荣耀之衔、处负衡之位者，也绝无事端可令众卿猜疑。”诏令封面还强调，它是在枢密院建议下发布的(Published with the advice of His Privie Councell)。(63) 海德这一次就对其游说对象的问题做出了直接正面的回应，并且在论辩上不乏说服力。在宗教问题上，诏令否认国王受“天主教佬”蛊惑，正面回应了对天主教阴谋的疑虑。此外，通过向议会做出立法废止非法礼拜仪式的让步，海德还在诏令中代国王表达了愿接受议会建议的态度——这样的提议是很有吸引力的。查理在1641年初宣称只愿按伊丽莎白一世时旧制改革教会；(64)相比之下，海德回避了这样的底线问题，因此预留了斡旋与谈判的空间。《大抗议书》历数查理一世的弊政以警醒人民他在过去造成的政治灾难何等深重，海德则通过列举长期议会召开以来纠正上述弊政的立法措施，意在唤起诏令读者更鲜活的近期记忆——王家政府与议会已付出极大努力以恢复臣民之自由，并且成效显著。诏令标题特意强调“听从枢密院建议”后发布，则是用实例表明查理一世已听从逆耳忠言，且仍将如此。 由此可见，海德在12月15日诏令中就“天主教阴谋”与“谗言”的批评话语做出了直接正面的回应，并且在修辞与逻辑上比过去的论辩话语更具说服力。然而，书面论辩仍需现实为证，只有如此，海德才能争取足够的后座议员维持现状。此外，他仍面临两大难题。首先，当年夏秋的三场未遂政变余波犹在，要消除许多后座议员对国王滥用特权镇压议会的疑虑仍需时日。其次，议会内外的总体政治氛围在一年有余的激烈争斗后已高度紧张，激进派与保守派间分歧严重。(65)如此情形下，国王与其僚属若有任何挑衅举动，都会激起“奸徒”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弹，并最终对保全有限改革造成巨大打击。所以，对于国王以及意欲维持现状的温和保王党人而言，此时之要务在于避免任何疑似的敌意行为，让时间缓解不同派系间的矛盾并令现实印证海德新近做出的论辩。对于海德与其有限改革的政治和解方案而言，1641年末成为了长期议会政治进程中又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瞬间。 查理一世与其最重要的心腹之一迪格比勋爵在此时接连犯下三个致命错误，彻底摧毁了实现有限改革与各派和解的一切希望。首先，查理一世在12月20日至23日间罢免忠于“奸徒”的两位伦敦塔长官并以人称“宗教信仰不正”的保王党人托马斯·伦斯福德上校(Colonel Thomas Lunsford)取而代之；其次，“主教抗议”(the Bishops' Protest)于12月30日粉墨登场。(66)此乃前两大致命错误。由于伦敦塔乃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军火库，因此不论国王意欲何为，此举无异于再度向人证实他意图用武力镇压反对势力。(67)此后伦敦政局骤然紧张，群众暴动已威胁到各主教人身安危，令他们无法出席上院参与政事。于是，约克大主教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Archbishop of York)在和迪格比商议后与另外十一名主教联署并提交一份抗议书，要求议会判定上院在主教缺席时所做各项决定无效。(68)皮姆借此事成功点燃众多下议员的忧惧与愤怒；在许多人看来，“天主教阴谋”已再度降临。(69) 这两起事变令海德在诏令中的说理及国王本人信誉尽失。朱斯蒂尼安在年底发回威尼斯的密信中说：“国王对下院抗议书(指《大抗议书》)之回复已经付印，奈何臣民并未对其有所置信……”(70)海德后来也证明这一点，他说：“该诏令后虽对人民影响甚佳，使陛下大为得利；然其当时未能和缓臣民不满。”(71)下院后座议员的行动更能说明问题。早前的12月7日，海瑟里吉提出《民兵法案》要求议会取得民兵的掌控权(意在通过夺取武力防止国王武装政变)时下院意见严重分裂，最终该法案仅以158票比125票通过一读。(72)但在伦敦塔事件后的12月24日，下院几乎一致通过对该法案的二读，(73)由此可见许多态度摇摆之人如今下定决心支持“奸徒”，保王党势力已急剧衰退。12月30日傍晚，议会以叛国罪指控当天提出抗议的十二名主教并将他们囚于伦敦塔，几乎在一夜之间粉碎了保王党在上院的有效抵抗力量。(74)包括海德在内的现状支持者在常规议会政治斗争中已陷入绝境。 查理一世的第三个致命错误，亦即对海德改革方案的最终打击，乃是他发动的“五议员事变”(the Attempt on the Five Members)。(75)他最初试图指控曼德维尔勋爵与“奸徒”在下院的五位领导人叛国罪，但下院拒绝此指控。于是，1642年1月4日他公然带领军队前往议会逮捕六个目标。此举对海德的游说行动与宪制蓝图也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冲击。如果他此前苦心孤诣地把查理一世描绘成一位愿听谏言的“依宪”君主，那么他至此不得不承认国王不仅听从的是“谗言”，还亲自摧毁了与议会多数派实现和平妥协的一切前景。翌日，下院以170票对86票决定暂停集会数日，同时令爱尔兰事务委员会转移至伦敦市政厅并全权负责此期间下院一切事务。(76)如此巨大的票数差距表明，许多后座议员已无法信任国王并坚定支持以“奸徒”为首的激进派。此外，海德、福尔克兰与科尔佩珀也受到怀疑：“此三人难免被视为如此谗言之始作俑者。然三人对此一无所知，亦深恶痛绝。”(77)设若支持有限改革之人也被怀疑是武装政变的幕后推手，很难想象他们的政见能为人所容。 在此，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于，若要促成国王与议会之妥协以维持现状，爱德华·海德这样一位依宪王政派不能只把查理一世描绘成一位从谏如流的明君，更要实在地劝服查理一世避免任何(即便是疑似的)敌对行为。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1641年下半年他曾做过类似工作。但到1641年末，他很显然已意识到国王和平姿态的极端重要性。他得知“五议员事变”后“悲愤交加”，并评论称：“由于宫廷的不智之举，凶暴之徒如今得利甚巨，其野心今又死灰复燃。”(78)后来，他于1642年3月致信查理一世时说： 此地(按：指伦敦)人皆称陛下欲以武力举事……陛下之侍从皆以此为虚妄；宜昭告众人，陛下如今意在静待于约克，犹如端坐于白厅。陛下之最大力量在于为公众自由呼号最厉者之拥戴；应使之对陛下的忠心、恭顺，与陛下和平、公正之心水乳交融，令其以保全陛下权利之道维护其自身利益。(79) 海德在1641年末若有机会如此进谏，应会说出同一番话。然而尽管他在12月成为了国王的主要谋臣之一，但仍未被视为心腹，也没有机会劝说国王规避鲁莽之举。查理一世曾告知海德、福尔克兰与科尔佩珀，如无三人建议他绝不行动，但他转眼间就打破了这个承诺。(80)因此，海德与查理一世在1641年末的心理距离构成了“五议员事变”的前期心理要件，并藉事变之手彻底扼杀了有限改革的前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