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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幻风云：1641年的议会政争与分裂 在议会政治中，一种有限改革蓝图的前景取决于多数议员的态度，而议员接受或否决某个特定提案的意愿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事件发展的影响。只有当一个提案引发显著分歧且未得到多数认可、或该提案获得通过的前景逐渐暗淡时，游说的必要性才会凸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就不需要游说)。因此，考察海德有限改革政治蓝图的前景及其游说行动的成败利钝，必须先梳理清楚当时的事件背景以及多数议员的心态。 短期议会期间，绝大多数议员的言行在海德看来都未偏离正轨。尽管短期议会并未取得积极成果，但议员之间没有显著分歧：议会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先为国王镇压苏格兰盟约派(Covenanters)起义拨款还是先改革查理一世个人统治期间的弊政(尤其是船税)，但几乎所有议员都对后者没有异议。(22)因此，海德在恳求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劝说国王不要解散议会时表示下院一如既往地组织有序并仍将如此，“对教会与国家心存不满者为数甚少”，且即便他们可能制造一些麻烦，“此辈亦无力扰乱多数人的耿耿忠心与侍奉陛下之意愿”。(23)从海德的角度看，如果绝大多数议员并未明显表现出对国家与教会的敌意，则大力为其有限改革蓝图游说尚不急迫。 短期议会的良好局面在长期议会召开后不复存在，但在其最初数月的议程中，局势仍未失控。长期议会于1640年11月3日召开后，议员对国王敌意日深，且议会中出现了史称“奸徒”(the Junto)的反对派领导集团。(24)虽如此，议会政治进程仍未失序。一方面查理一世做出妥协，承诺将政治与教会制度恢复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旧制并批准了《三年法案》(the Triennial Act)。(25)对于海德而言，这些妥协是国王发出的最积极的信号，对温和改革方案有重大利好。另一方面，尽管“奸徒”成员中有极不愿向国王妥协的“沃里克派”，但改革事务此时由“贝德福德派”主导，其领袖贝德福德伯爵是当时英国最有威望且最欲促成和解的政治家。因此，长期议会初期各项集中于财政与法律方面的改革措施并不对现成的国家体制构成明确威胁。(26) 当时对于温和改革派而言最急迫的问题是激进清教徒对主教的攻击。总体而言，维护主教及其相关制度的力量在抵抗激进清教徒时力不从心，但奸徒领导人在此问题上并未明确表态，因此激进派能否在上院占据上风仍未可知。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进程中，海德十分严肃地看待激进清教徒的攻势并且极为勉力地捍卫与主教相关的各项制度，但在考察他的各项辩护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下院中主教之争的整体发展态势。自伦敦《根枝请愿书》(Root-and-Branch Petition，1640年12月11日)与教士抗议书(Ministers' Remonstrance，1641年1月23日)以降，下院中对教会体制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27)但苏格兰盟约派遣英使团成员罗伯特·贝利(Robert Baillie)记载，当时对主教的抨击仍受很大压制。(28)1641年2月8日议会就教会体制展开辩论，其中只有纳桑尼尔·费恩斯坚决主张通过伦敦《根枝请愿书》，彻底废除主教制；其他活跃议员都只接受调整而非废除主教制。(29)海德事后回忆称：“下院就此请愿书争论甚久，然院内意见终究皆与此相去甚远，该请愿于院内之最大所得，亦不过未可对其一拒了之。”(30) 1641年3月，下院中主教之争的焦点转移至主教是否应占据上院席位的问题上，至此时维护主教的力量受到重大挫折。尽管禁止主教担任世俗公职并出席上院参与议会事务的动议遭到了以爱德华·海德与约翰·塞尔登为首的一些议员极力反对，下院仍在激烈辩论后通过此项提议(但仍待上院批准)。(31)但海德与威尼斯驻英大使乔瓦尼·朱斯蒂尼安(Giovanni Giustinian)都指出，这也许在于许多“主教派”(Episcopalians)议员认为废除主教政治权力是为保全主教制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32)更重要的是，“奸徒”在上下两院的领导人此时多与《根枝请愿书》的支持者保持距离，而仍位列上院的二十八主教也组成反对阵线以防被逐。(33)因此，尽管原有的教会秩序已受到严峻挑战，但在此时就断言它要被激进清教徒颠覆仍为时尚早。 纵观短期议会与长期议会初期的政治进程，议会与国王通过一个有限改革方案达成妥协的前景是谨慎乐观的。国王特权并未受到严峻挑战，而在教会政府方面，尽管激进清教徒针对主教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他们尚未打破僵局取得胜势。此外，没有证据显示大部分“奸徒”领导人意图彻底颠覆现存体制。在这几个月中，爱德华·海德成为主教派议员的领袖之一，且已有些微迹象表明他的游说行动并不十分有效。(34)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从1641年5月起，议会中的两极化进程倏忽加剧，对有限改革的前景造成了极大冲击。此前，尽管“奸徒”中有要求处死斯特拉福德者(如沃里克与埃塞克斯)，(35)但贝德福德主导了公审筹备工作，谋划以斯特拉福德性命交换查理一世妥协，而他对局面的掌控在时人看来也有较乐观的预期。(36)然而，4月末5月初的三大变故改变了事件走向：首先，贝德福德之心腹奥利弗·圣约翰在4月29日意外地坚持要求通过褫夺公权法(Bill of Attainder)处死斯特拉福德，并获得大多数下议员支持；其次，贝德福德于此间染上天花并于5月9日病亡，于是无人能在暴怒的国王与狂热的议会间斡旋以稳定事态。(37)查理随后的反击则成为一场闹剧：他发动“军队阴谋案”(the Army Plot)，欲武力接管伦敦塔(军火库与重大案犯关押地)并营救囚于其中的斯特拉福德，却未料武装政变因走漏风声而流产。(38) 这一系列事件深刻地改变了整个长期议会的政治气候，令有限改革之前景日渐黯淡。首先，国王与议会反对派领导集团“奸徒”公开决裂。由于当时最具声望且最愿促成和解的贝德福德已死，其过去的温和盟友相继转投沃里克派，使“奸徒”彻底走向了激进化的道路。查理一世在无人斡旋的情况下与“奸徒”彻底决裂。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冲突后，上下两院许多改革派议员都对国王深怀疑惧。斯特拉福德公审期间，控方出示了关于他1640年末进言国王动用爱尔兰天主教军队镇压英格兰反对势力的证据，在议会中造成了极大震动。(39)军队阴谋案产生的冲击更大，引起伦敦人民激烈反弹。(40)作为回应，皮姆在议会支持下起草并发布《抗议誓言》(the Protestation)，呼告英格兰人民宣誓抵抗天主教的渗透，捍卫本国的法律与宗教。上下两院议员的积极支持态度说明他们认为天主教阴谋(popish plots)确实存在，国王在天主教佬(papists，鄙称)与奸臣谗言蛊惑下意图武力镇压议会。(41) 此后数月直至10月末，“奸徒”与查理一世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国王两次试图对苏格兰盟约派发动政变，企图先后粉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反对力量。第一次政变由蒙特罗斯伯爵(the Earl of Montrose)于1641年6月发动，第二次是发生于10月的“大事变”(the Incident)，二者都事泄流产。(42)“奸徒”在两次政变失败后抢占道德高地，并在两个方面反击：首先是明确要求废除主教制并剥夺诸主教参与世俗政事的权利，其次是尝试夺取任命军政高官的国王特权——这两项要求所针对打击的对象，都是他们认为可能隐藏在国王身后的“天主教佬”与奸臣。 两个极端势力间矛盾的激化又对爱德华·海德和他的潜在游说对象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大部分后座议员而言，斯特拉福德的爱尔兰阴谋产生的心理冲击尚未消退，更添国王新近两次政变的巨大冲击，他们因此更加在意天主教阴谋，忧心国王可能随时动武。所以，许多后座议员都在这期间明确支持“奸徒”，要求更激进的改革，猛烈抨击各主教及相关制度。(43)蒙特罗斯6月政变败露后不久，议会通过了《十条陈书》(the Ten Propositions)要求取得任命国家军政高官的权力。(44)这深刻揭示了许多后座议员此时的心态：如果他们此前不过与“奸徒”一道打击主教，此时他们已更进一步，支持反对派领导集团的夺权行动。至此，过去对诸主教及其相关制度的打击已升级为对既有政治、教会宪制的全面攻击。 因此，1641年5月前后的一连串事变成为了海德政治活动的转折点。临近1641年夏时，对世俗弊政的改革成果颇丰，而国王特权总体上未受影响。尽管国教体制受到猛烈抨击，但是，主教派在上院仍有强大支持。但5月后这种现状面临改革激进化的严峻压力。作为改革派的海德此时已转变为保王党人。尽管“奸徒”此后不断试图争取他，但他不为所动。(45)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多数议员已在“奸徒”领导下对既定的政治、教会体制发动全面攻击，他不得不展开全面的游说活动，劝说这些后座议员放弃对激进改革的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