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民族志书写与人类学学者的情感体验 自诩从事科学事业的人类学学者，一旦面对研究对象，却很难像物理学家观察自然现象或动 物学家做实验一样，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在田野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无可避免地会 发生各种复杂的认知与情感层面的碰撞、交融乃至冲突。虽然情感因素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但它无疑会深刻影响到田野工作的品质，也涉及民族志的撰写。 人类学的民族志大体经历了 3 个不同阶段，有 3 种不同的文化撰写模式——现实主义的 “传 送带”民族志、解释人类学的 “深描”民族志以及后现代的 “多声道”民族志。 现实主义民族志，是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所奠定的现代人类学的表述手段，遵照自 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它通常在导论部分讲述 “到达的故事”: 人类学学者到了所描述事件的现 场，具有感知能力、“不偏不倚”的视角、客观的态度以及诚意，当地人态度友好等等。这些开场白虽然处于民族志文本的边缘，却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们树立起了人类学学者的权威形象， 使随后的民族志描述有了深刻的田野亲历基础。 在 “到达的故事”之后，民族志文本进入关于田野工作科学发现的专业陈述。由于实证主 义取向的民族志，旨在再现并分析客观事实，规避个人风格或个体化经历，使得人类学学者在民族志中隐而不显，其个体经历与情感体验也被排斥在外。 然而，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科学与艺术从来不是截然二分的，竭力避免个人风格与情 感表达也未必能够真正达成。在民族志书写过程中，为保持叙事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人类学学者不得不根据文本结构进行思考、感受、想象，并做出审美的或道德的选择，运用自己娴熟的叙述 风格与修辞手法，将支离破碎的经验材料编织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同时适当插入个体叙述，以部分消解田野工作要求的自我介入与民族志表述要求的自我隐身之间的矛盾。于是，在现实主义民族志中，人类学学者情感的蛛丝马迹仍若隐若现。只不过，人类学学者对此没有清晰的认识，也或许是视而不见。 20 世纪后半叶，格尔茨开创了一种阐释学意义上的民族志撰写模式，它试图对研究对象行为文本的 “深描”，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呈现并解释文化。阐释学的 “深描”民族志不再陈述与罗列文化习俗，而变得像文学作品一样，具有了引人入胜的情节，成为了一门文化撰写的艺术。 然而，在阐释学的民族志中，人类学学者仍处于主导地位，与研究对象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 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的私密日记在其去世多年后被结集出版，进一步将这种危机公之于众，加深了人类学界的职业道德危机。日记中直白的情感表露与不加控制的笔触，将马氏在田野 中的各种情感袒露无遗——对热带的恐惧与厌恶，对田野工作的怀疑与厌倦，对研究对象的不满与诅咒，对女人的性幻想，对母亲与遥远文明的痛苦思念，对 E.R.M.的一往情深，等等。日记的出版，使人类学学者群体难堪不已，不少人类学学者甚至为此抱怨马氏的遗孀，认为此举置人类学于不利的境地。实际上，日记的出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作为人类学学者的 “通过仪式”与学科界定的标志，田野工作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其本质却很少受到关注，田野经历与人类学主流理论的分离也一直被忽视。即使少数人类学学者对此感到不满和好奇，但也面临来自内部的压力 而难以发声。基于 20 世纪60年代末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拉比诺写出 《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一书，以回答 “我正在做什么”的问题带给他的困扰。这本书引起了其导师格尔茨的严厉告诫、学界的震惊以及出版社的多次拒绝。 几乎与此同时，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人类学内部涌现了一股自我反思与批评的暗潮。一些 人类学学者开始讨论田野工作的认识论及其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地位，反思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关系，并就引入阐释学使人类学从文化表述转向文化创造的影响与意义进行探讨。其间，对田野工作中的权力关系与民族志的文学性质的揭示，是人类学后现代反思的两个主要方向。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写文化” 争论成为人类学的中心议题。在反思过往研究与写作范式的同 时。人类学学者开始积极探求新的表述对象与表述方式。其结果是，传达人类学学者在异文化的 经验、自我与情感成为重要的民族志实验取向。此外，将研究对象的声音放在与人类学学者同 等地位的 “对话体”民族志，以及为避免压制研究对象内部的差异而提倡的 “多声道”民族志，也成了后现代主义民族志的实验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