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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与《日记》的分离，揭露出其理智与情感的割裂，呈现了一个研究者 在极端环境中人格分裂的倾向。而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真诚面对并很好地糅合二者，以打破主客观平衡的方式呈现田野中的情感体验与道德困境。当后现代反思使人类学界对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 作为一部具有先导意义的实验民族志作品的价值也凸显出来。该著作别开生面地开创了一种新的田野方法——观察参与——与 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题材——反身性的田野工作叙述，推动了人类学学者主体意识的削弱和一种 更具解释力的意识——主体间性 ( intersubjectivity) ——的增强。 观察参与的田野方法与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改变了过往人类学学者超然物外的研究者地位， 而将其置于具体的田野场景中，置于与研究对象同等的位置加以关照。这使人们清晰地看到: 人类学学者既是一个理性动物，也是一个情感动物。田野工作不仅是一次认知之旅，更是一次独特 的感性与道德之旅。 实际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人类学学者与研究对象都处于不同的关系框架之中， 其互动模式也有所差异，人类学学者的思想与情感的介入程度也会因研究主题、自身特点等各种 因素而不同，且无规律可循。摩尔根被印第安易洛魁人收为养子，威瑞·艾里温 ( Verrier Elvin) 在印度田野工作时娶了当地的女子并成为印度公民，利莎吉伯德·达比 ( Liza Crihfield Dalby) 为 研究日本艺伎而承担起艺伎的社会角色并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程度......这些身心深度介入的极端例子表明，田野工作的情感维度，有时甚至能够压倒认知目的，彻底改变人类学学者的行动轨迹。 在我国，人类学学者在人们脑海中有两副面孔——田野工作的面孔和民族志的面孔。在田野中，独行侠般的背包客到一个偏远的部落社会，在那里度过一段可能险象环生但也妙趣横生的生活，回来后躲进书斋著书立说。而在民族志作品中，人类学学者的形象却浮光掠影甚至不见踪影，充满浪漫色彩的田野工作，也在民族志作品中变成一副面无表情、没有血肉的骨架，这种分离让人们大跌眼镜。也使得人们乐于听人类学学者讲述田野故事，却很少愿意去读民族志作品。 实际上，我国早期人类学学者既秉承传统文人的著述与学问方式，又接受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他们的学术作品生动鲜活，很少摆一副面孔讲大道理。费孝通先生的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林耀华小说体的民族志作品 《金翼》等，就长期得到学术圈内外的追捧。20 世纪 90 年代学科恢复以来，一些人类学学者也积极探求新的民族志表述形式。在《金翼》的学术续篇《银翅》中，庄孔韶将学术论文、文人游记、对话体等各种文本形式并置在数十万字的学术著述中， 组成了一部宏大的交响，让人读来兴味盎然。他还通过学术随笔、人类学诗等形式，传达自己的跨文化体验与情感。 近些年来，国内人类学界也出现了对民族志撰写的反思。一些人类学公众号专门开设 “说人话”、“田野故事”等栏目，郑少雄、李荣荣主编《北冥有鱼: 人类学学者的田野故事》，张有春以 《田野四辑》呈现论文论著无法传达的情感体验。这些努力无不指向在民族志作品中阙如的田野经历与情感体验。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具有学术生命力的民族志作品，必然是那些能够使情感体验与理论思考水乳交融的作品，是那些像田野一样具有感召力的作品。 四、结语 长期以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严重忽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情感维度。然而，田野工作给人类学学者所带来的文化冲击 ( cultural shock) ，不仅是认知更是情感上的，他们在田野观察到的更多是饱含情感的日常琐事，而不是负载意义的文化行为。因此，对情感的回避，无益于人类学整体上认识人性的目的。 在人类生活中，情感似乎如空气般无处不在、不可或缺，却又难以捕捉。它究竟指对于身心 变化的感知，是一种行为倾向，还是一种判断，学界也莫衷一是。而作为一个概念，情感的完整 性更是被假设出来的。显然，情感研究仍面临诸多概念与方法上的困境，但这并不能成为在研究中回避情感的理由。要是想建设一门开放的人类学，对文化做出更富有创意与吸引力的阐释， 人类学学者不仅应积极将情感纳入学术视野，还应将其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加以发掘利用，并通过民族志文本呈现出来。只有这样，骨感的民族志也才能变得有血有肉，恢复自己的 “心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