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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学是一门与国家和历史都关联密切的学问，但过去对这种关系讨论较少。全球化以来，这种关系凸显，与此同时，女性学者创造的民俗学遗产也格外受到关注。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当代呼吁保护和发展多元文化，女性学者的民俗学遗产由于贴近多元文化的主体性而被重估。当代英文流行全世界与翻译全球化还造成了差异化的民俗被同质化的危险，这也迫使当代学者重返女性学者的民俗学遗产，尝试从那里找回原初，事实上，她们的有些民俗记录已不可再生。从学术史上说，包括中国民俗学史在内，这项研究的价值还在于，可以从一个有史料、有数据的角度，揭示中西民俗学者理解“民俗”“民众”“国家”“历史”和“传统”等基本概念的差异。女性学者由于性别意识、自身条件和社会历史等原因，在她们搜集的资料和个人著作中，往往保留了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多元因素，以及对之十分具体的记录与分析，相比之下，男性民俗学者因为偏爱理论和一致性的概括，将这些多元因素给忽略了，对这种理论倾向性，今天也需要反思。 关键词：国家；历史；女性学者；多元化；民俗学遗产 作者简介：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750006)的子课题成果。 问题与概念 国家、历史与民俗的关系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当代问题。当代呼吁保护文化多样性，警惕翻译全球化对差异性文化(包括民俗)造成的损伤，使这个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关于国家、历史与民俗的关系，本文重点讨论两种情况。第一种，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长期被侵略，后来获得独立解放。这些在国家重建历史的过程中，将民俗视为精神支柱。这些国家的故事、史诗、民歌、谚语，从被侵略前到独立后至今流传的文本，还具有跨文化、跨历史和跨语言的特点，成为这些国家的文化标志和历史性的认同符号。但这些国家的历史是不连续的或残缺不全的，所以也需要通过搜集民俗，并加以研究，重建国家形象。借用当今的流行语“刷”来比喻，在这些国家里，刷民俗就是刷存在感。第二种，国家的历史长期稳定，民俗主要反映国家与民生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生产生活的共有模式，当然其内部也有层级之差和粗野之分，但这是国家文化内部的分野，不是由外部压力造成的，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 全球化时代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性别问题。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国家、历史与民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同时也都有性别问题凸显。近期民俗学研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感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影响理论走势的问题。应该说，当代全球化风头正劲，旅游业发达，跨国商业活跃，IT工业无处不在，这一切都造成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中女性数量的增加，但这仅仅是性别问题吗?在一些国家的主流媒体和多层次社交媒体中，性别不平等与性骚扰等话题大量出现，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仅仅用性别分析的方法就能对此作出解释吗?不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全球化下两性差异的争论，或许有助于建立新时期女性的社会身分，却丝毫无助于减少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这方面的讨论中，由于没有触及国家、历史的问题，没有考察社会文化传统，还很难触动人们的思想神经。这就是为什么只关注性别差异的问题，甚至过于急躁地给出解释，得到的结果反而是不痛不痒，有时还会引起反对的原因。 另一种理论倾向随之兴起，就是把关注重点放到女性学者的身上，因为她们的研究工作和著述有史料可依，有与男性民俗学者合作或不和谐的记录。对之展开研究，能观察、能统计、能反思，能走向国家、社会、历史和传统的深层。这是一项值得进行，也可以开展的工作，可惜以往光顾者少，现在关注的也不多。 这里使用的“女性学者”的概念是广义的，主要是针对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涉足民俗学搜集和研究的女知识分子所采用的界定，因为那是一个有意思的阶段。以往曾认为男强女弱，现在回头看却有不小的误解。实际上，有些女性学者的贡献比男性更重要。至于本文将反复提到的“民俗学遗产”，则侧重于民俗搜集资料和民俗研究成果两者。来到这个领域工作的学者未必是专业民俗学者，而这也符合那个时代女性和男性学者都大量“客串”民俗学活动的事实。 本文从国家、历史与民俗的关系切入，研究这批民俗学遗产，主要使用历史民俗学的方法，侧重女性学者，也适当涉及与之相关的男性学者，从文本实际出发，使用民俗学史和相邻人文科学的学科史上已经出版的著述，采用跨文化的视角，进行中西学界的影响研究和差异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