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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学界对女性学者的民俗学遗产研究 在西方国家，主要是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早期阶段，在民俗学的学术社团活动、搜集工作和研究方面，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并不是男性学者，而是女性学者。早期女性学者还提出了一些至今看来都十分重要的问题，有的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也有的直到今天才被学术界(包括男性学者)所重视，这方面的遗产需要反思。 (一)通过参与学术社团活动建立女性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地位 早期女性民俗学者的著作，通过撰写个人经历，描述个人观察，反观个人的理论联想，提升了分析民俗现象中的性别活动和性别观念的意识，拓展了民俗学的理论范围。这一努力是有益的，它促进了早期民俗学的建设。英国早期女民俗学者班恩(Charlortte Sophia Burne)就是一个例子。 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陆续涌现了泰勒、弗雷泽、安德留·朗等一批杰出的民俗学者。当时远在日本的中国青年学者周作人，与即将赴日的钟敬文等，都被这些英文名字所震撼。与这些男性的名字一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还有女性民俗学者班恩。班恩所著《民俗学手册》的部分内容，在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就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但是，班恩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影响怎样，中国学者却知之寥寥。 班恩没有上过大学，这是她生活的时代的英国女性的普遍现象。她在官员兼学者的父亲的藏书中大量地阅读，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变得热爱民俗。她最早参与创建英国民俗学会，成为一名学术主将。这个学会建于伦敦，是一个纯学术团体，博学的班恩出任该学会的副主席。在她的领导下，英国民俗学会致力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成果丰硕。 距我们最近的英国民俗学会主席叫欧娜·奥派(Iona Opie)，活跃于20世纪，是另一位女性学术带头人。两位女性对英国民俗学会的贡献可谓一头一尾。欧娜·奥派和丈夫主要研究儿童民俗，共同出版了很多著作，书中保留了他们在民俗学田野作业中奉献的爱心和广博阅读各种资料留下的痕迹。她还留下了大量文献档案，供后人检验和利用。她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是在二战期间进行的，战后继续，这反映了她对祖国的热爱和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使命感。她在英国民俗学会工作多年，牺牲了很多个人的研究时间，但她一直坚持下来，不曾中辍。英国民俗学会在二战后得以恢复重建，以及英国民俗学的研究赢得了受人尊重的地位，都与她的功劳有关。 (二)从国家史到民俗史 北欧的芬兰，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都有被瑞典、俄国、德国等多国占领的历史，后来获得独立解放，恢复了本国在世界版图上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民俗与国家形象融汇，成为一部活态的历史。史诗中的英雄精神成为民族历史的灵魂。芬兰人的史诗《卡勒瓦拉》就像一枚定海神针，能把芬兰人民的心钉牢、抓住。不过芬兰学者近年也发现，除了史诗，芬兰人的谚语等其他民间文学体裁也很多，它们流传历史悠久，同样是芬兰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但与史诗研究相比，以往对它们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所幸早期芬兰女性民俗学者没有受到偏爱史诗体裁的影响，她们的著作可以弥补这个遗憾。芬兰女性民俗学者搜集民俗资料的方法，不是从男性学者主宰的理论潮流中来，而是借助女性的认识和生活经验去寻找。她们搜集谚语，没有作纯粹的谚语分类，而是按照生活本来的逻辑，把谚语与故事放在一起。丽莎·格拉布-贺拉奈(Liisa Granbom-Herranen)说，在很多情况下，女性民俗学者是把谚语直接放到生活故事中的，并不强行拆开，这就使谚语保持了解释生活民俗的原态样貌。丽莎·格拉布-贺拉奈还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芬兰女性民俗学者搜集的谚语主题作了数据统计，发现，其中提到母亲或祖母的占45%，提到父母或祖父的占20%，提到父母的占10%，提到邻居和村民的占10%，什么都没有提的占15%。她认为，这批数据透露出女性民俗学者在田野作业中所持有的女性情感和思想关注点。女性民俗学者搜集谚语和故事，特别关心儿童生活，所给予的评论也很多，在这方面留下很多宝贵见解和史料，可惜她们的这些观点和方法没有引起重视。当时芬兰的男性民俗学者都在热衷于史诗，纷纷用故事类型法剖析史诗。他们把故事类型法当作手术刀，把故事切到最细的情节单元和母题细胞，再作自然科学式的分析，结果把文化从民俗中拎走了。现在需要查阅当初女性民俗学者的记录本，对照她们的研究，去恢复一部分历史，或许还能找到被手术刀切掉的筋骨血脉。当然，与民间文学的内容相对而言的“形式”，也是一种“内容”，但研究“形式”是实验室的工作，只有学者才能干。现在谈的民间文学多样性的“内容”，由民众自己干。 (三)发现另一种家庭模式 跟芬兰一样，爱沙尼亚也先后被多国侵占，而且历史都不算短。爱沙尼亚学者对于搜集民俗、建立民俗档案和撰写民俗著作就特别重视。爱沙尼亚英雄史诗《卡列维伯格》对爱沙尼亚人民的重要性，就像《卡勒瓦拉》对芬兰人民的重要性一样，直接被用于国家历史的形象塑造。爱沙尼亚故事和民歌对爱沙尼亚文化的建设功能，也不亚于《圣经》的教义。但民俗不是万能的，举个例子说，民俗的短板是史前社会，因为民俗学者无法到史前的祖先那里去做田野调查，也无法听到史前的口头叙事。面对难题，爱沙尼亚女考古学者玛丽卡·玛吉(Marika M覿gi)做了一个尝试。她从考古学者的眼光，加上跨文化的视野和民俗学的方法，重新观察和使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著作，结果发现，有一批女性学者的早期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启用。这些文献在男性学者主宰的时代不受重视，现在看来却是难得一见的史料。她查阅书中接近当时的“现实”后来又成为“历史”的描述，解读女性学者眼中早期的“事实”与"理论"两者，她注意到，女性学者的这类著述，很接近考古发现，只是因为她们所述与长期占主流地位的男性学者的理论期待不符，被男性学者质疑或否定。但今天看来，她们的田野记录和理论分析保留了当时当地多元文化的要素，在二战后迅速变化的社会进程中，这些多元要素消失很快，有些已不可再生，于是要尝试从这批著述中找回原初。男性学者热衷于理论概括，喜欢统一化的表述程式，看不到这种具体而微的文化多样性，看不上貌似不可理喻的他者文化，而女性学者却由于性别条件和思维特点可以看到。今天对这类著作重新找来看，能发现它们不仅有历史价值，还会在被重新评价的过程中产生现实意义。 玛丽卡·玛吉研究的一个著名个案是美国女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著作。米德之名，算是名满天下，在人类学史、社会学史和民俗学史上都要提到。她靠两部书一举成名：一部是《萨摩亚人的成年》，一部是《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两者也都引起热议，主要是遭到了男性学者的排斥。但除去一时主流者的强势影响，不容否认，米德的理论贡献有三：1)20世纪上半叶，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其他社会的家庭史，并撰写了个人学术生涯中最有影响的著作，米德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是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两人成为这方面能够比肩的佼佼者。2)米德发现了与西方社会的家庭史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家庭模式，如新几内亚的家庭，这个国家的妇女在这位女性学者的眼里一直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在《萨摩亚人的成年》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两部著作中，她都这样提到，将新几内亚家庭与当代西方家庭做比较，就会对新几内亚家庭中的妇女主权地位看得更加清楚。可惜当时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等人提出的母权制理论尚无定论，男性学者不喜欢她的书，有人甚至重炮轰击。这种男性偏见至今依然存在，好在米德的名气也一直存在。3)米德通过性别意识理解他者的家庭史，对其性别、集体性和代际关系有新的见解，而这些问题至今都是民俗学界讨论的问题。 米德做出了这些贡献，除了她的理论素养和田野功夫，还因为她有挚爱的情感，挚爱的情感又与维护传统有关。这种挚爱的情感流溢于内心，还根本上成就了米德，让她成为描述和分析别国历史和家庭民俗的天才。 (四)民间文学搜集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在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有一段黑色的移民史。在移民中间也有国家、历史和民俗的问题。三者的关系如何界定，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需要界定，是否也需要民俗的指引?是否也有女性学者走在前方的路上?最近这类研究已经展开。阿根廷女学者玛利亚·帕列罗(Maria Palleiro)对阿根廷移民作了研究，指出女性的开辟作用。 她在近年田野调查中发现，在20世纪初，有一批阿根廷移民漂移到欧洲，在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落户。在近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这些来自远方的移民如何记忆自己的国家和历史呢?她在移民区作了调查，发现移民自己编写和传播的民俗读物发挥了作用，又是女性民俗学者充任了先锋。她们是阿根廷移民中有知识的女性，早在20世纪初，她们就动手搜集、编纂和出版民俗田野调查资料，向阿根廷移民发放，供他们阅读。在她们中间，有几位是中小学女教师。她们利用上课的机会，教给学生一些搜集方法，让学生回家后向父母和祖辈调查与记录民俗与故事，返校再交“作业”。1921年，最早的一本《阿根廷民俗调查》出版，该书就出自这批女性之手。中学女教师波塔·艾列那·维达尔·巴蒂妮(Berta Elena Vidal de Battini)以一己之力，出版了十卷本的《阿根廷故事与传说》，其中包括《阿根廷故事卷》七卷和《阿根廷传说卷》两卷。她本人还模仿芬兰学派的AT法，编纂阿根廷故事类型一卷。这批女性能阅读，掌握初步的民俗学知识，在教育、文学和民俗之间积极地行走。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阿根廷移民了解共同的历史，获得文化身分。她们所使用的方法是跨学科的。 女性学者的写作没有男性的功利目的，她们的角色是多元的：她们是民俗和传统的承担者，兼搜集者、作者和学者，有的也是故事讲述人和表演者。她们长期位于民俗、文化和传统的实践与研究的双领域，与男性学者有共鸣，也有矛盾和差异。今天应该把她们的问题搜集起来作再研究。 (五)发现男性学者理论框架的问题 玛丽卡·玛吉除了使用考古学的方法找出史前家庭的女性民俗资料，还使用考古学的类推法和民俗学的类型法对国家、历史与女性的关系做综合研究。她第一个提出，在爱沙尼亚国家殖民化和基督教化之前，存在过一个母权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女性优先，在婚礼和丧礼等各种民俗仪礼中女性均获尊荣。使用这批民俗资料，可以证明爱沙尼亚国家在遭受外来侵略前，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历史。在古老的爱沙尼亚，曾存在属于爱沙尼亚人世代传承的家庭制度模式和生活方式。但在遭受外敌入侵后，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爱沙尼亚全社会都被殖民化和基督教化了，社会变迁巨大，家庭中的男、女两性主宰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家庭民俗也跟着变。学者对于这种变化，在很长时间内缺乏研究，现在再要找到爱沙尼亚古代母权制社会信息和历史依据就成了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用考古学的方法，继续解释国家、历史与民俗，也成为一种挑战。而缺乏研究的根本原因，还不仅在于缺少史料，而是在于男性学者后来占据了话语权，而男性学者感兴趣的话题，大都是世界上的英美国家比较流行的研究问题；男性学者所使用的英美研究方法，也成为标准化的研究方法；但是，英美理论并没有提供研究北欧国家社会制度的框架，英美研究方法也不足以解释北欧史上的妇女民俗的丰富性。男性学者套用英美理论和研究方法解释这类考古资料，已产生了视野上的偏差，造成在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北欧的国家、历史和民俗被掩藏在阴影中，得不到属于自己的解释。她还指出，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的写作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惜米德的观点没有得到及时的讨论和广泛的运用，其实米德不乏原创的智慧，我们应该回头去翻检，做认真的反省。 在男性学者占支配地位的年代，其理论思维和概括分析的方法带来了民俗学理论上的进步，但其过度理性也让民俗学这种经验性兼理论性的二元学科受损，让差异化的民俗面临同质化的危险，所以对男性民俗学者的这种做法应作重新评估。当今呼吁保护文化多样性，在新的时代需求中，对女性学者的学术遗产进行清理，犹未为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