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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国民俗学者精神遗产的综合考察 将中西民俗学放到世界环境中看，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中国国家、历史与民俗的关系是连续传承的，积累了海量的历史文献，形成了多民族、多地区的口头传统，为此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阐释系统；二是中国女性学者的民俗学遗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历史积累，西方民俗学对中国的影响也决不止于女性，而是男、女双方。中国女性学者的民俗学遗产是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大都获得男性学者的支持，双方形成合力。 (一)从自由阅读再跨界到民俗研究 早期西方女性民俗学者有通过自由阅读迷恋民俗的过程，班恩和她的同时代女学者正是这样。她们都不是“科班出身”，班恩还由于社会背景的原因，曾被拒于大学门外，不能像男性一样接受现代教育。但生活中博览群书，让她跨越了家庭的门槛，进入了民俗学的学术天地。前面提到的其他西方女性学者也有特殊的生活史。玛格丽特·米德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本人也上了大学，但她对人类学的阅读和对田野作业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她又跨界到别国的民众生活中，走进当地的性别群体，去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且终生不悔。 在我国，在20世纪初，女学者与民俗遗产建设发生联系，相对而言，也有一个家学熏陶与自由阅读的过程。与班恩不同的是，这些中国女学者不是不能上大学的。当时中国在发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巨变，兴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入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她们都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著名女学者、古典文学家冯沅君，受哥哥冯友兰的影响，在1917年上大学之前，已经饱览群书。进入学术领域后，她从古典文学延伸到民俗学和外国文学，成为纵横学界的多面手。另一位著名女学者、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沈祖棻，也因为家学渊源深厚，博览家藏，激发了过人的天赋，她擅长使用古典文学中的民间文学元素创作新诗。 不止于女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男、女优秀学者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在20世纪初成名的鲁迅、周作人、顾颉刚和钟敬文等，都有少年自由阅读的经历，后来又都对民俗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但20世纪初的男性学者大都兴趣广泛，各有各的主业，民俗学只是他们的副业，钟敬文坚持终生从事民俗学研究是个例外。 (二)民俗学与国学的天然联系决定中国民俗学是关乎民生和生产生活模式的大学问 1.中国民俗学界将西方民俗学作为现代科学接受的切入点是精神民俗论 班恩有个精神民俗论，其核心观点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民俗而不是物质民俗。这个观点对早期中国民俗学者的影响至深，超过了宗教与民俗、史诗与民俗等其他学说。钟敬文是其中的一位，从他的著述可以看出，接受精神民俗论，是他把中国国学中的民俗观加以现代科学化，转为独立学问的一个过程。“民俗”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但从前民俗附属在经史子集各门类中，并没有专门的类别。班恩的精神民俗观出现后，让中国民俗有了自我归类的可能。钟敬文使用班恩此说，清理和归拢中国民俗，使中国民俗有了一个可以置放的独立空间，而不必再依附他类，这在中国国学史料上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国家历史进程看，20世纪初，中国强烈地抵制西方殖民化，同时中西文化激荡，促进国学大变革。在这种背景下，钟敬文接受班恩精神民俗说的更深层目的，是改造中国社会和改善中国国民的素质，其实他对班恩的精神民俗观与物质民俗研究的距离也很清楚。他曾谈到自己当时的接受态度时说： 这一派为现代英国人类学派故事学者安德留·兰(Andrew Lang)等所创导，他们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每个民族都经历过自己的原始时代。现在世界上许多文化上还处在这种原始时代的落后民族，就是人类历史上及现代那些号称文明民族的前身(童年时代)。各民族的神话、民间故事，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其中固然有些是由于一个中心点传布开去的，但是，更多的(特别是那些本来没有什么血缘或接触过的民族中间的)是由于民族间彼此心理状态的相似。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许多民族的神话、故事这种精神产品上，同样也表现在他们的泥碗、石兵器等物质产品上。 比较而言，他采用精神民俗观，建设民俗学这门现代人文学科，这种改革的意义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至于精神民俗与物质民俗的差别，与民俗学的独立性相比，是第二位的。有了独立的学问，“民俗”的概念，跟过去不能与“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相提并论的往昔相比，就有了天壤之别。现在它是一门现代科学的代名词。 钟敬文将这种认识引申到他的民俗学教育思想中。在他晚年主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民俗学概论》中，在介绍“生产民俗”的部分，在解释“农业民俗”时，共列出七条，包括：1)农业耕作的时序、节令习俗；2)占天象、测农事的习俗；3)卜农事丰歉，祈福、禳灾的习俗；4)农业禁忌、祭祀习俗；5)祭田神、先农和社神的习俗；6)农业生产过程习俗；7)农业娱乐风习。所列前五条都是精神民俗。这部《民俗学概论》在介绍“生活民俗”时也有同类倾向，以“饮食民俗”为例，共列出五个标题，分别是：1)日常食俗；2)节日食俗；3)祭祀食俗；4)待客食俗；5)特殊食俗。其中至少有三条是精神民俗，包括“节日食俗”“祭祀食俗”和“特殊食俗”。 《民俗学概论》介绍精神民俗的方法，是使用了中国从先秦社会到20世纪绵延3000年的历史文献，这就比较明显地展示了国家、历史与民俗之间的不间断传承关系。在这部高校教材中，也介绍了物质民俗，如谈到“农业生产过程民俗”和“日常食俗”时，都对物质生产和生活民俗作了分析，不过文字不多，知识含量不丰富。 以精神民俗为主的民俗学研究有它的好处，就是使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鲜明，与民众的思想贴得很近，学者和民众双方都能辨认。它的不足之处，是容易导向信仰民俗，影响物质民俗研究的深度。今天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民俗学者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那些缺乏物质民俗研究的地方，民俗学者被传统手工业的研究成果所吸引，而非吸引不可就是补课。 2.班恩对民俗学范畴的宽泛界定影响了钟敬文对中国民俗学范畴的划定 班恩带领英国民俗学会研究民俗学的所有范畴，包括民谣、民间故事、童话、神话、传说、传统歌曲和舞蹈、民间戏曲、民间游戏、岁时活动、年中习俗、儿童知识和儿童民俗，方言土语、谚语、格言、摇篮曲、民间医药、植物知识和气象知识。她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宽泛范畴的划定，与中国民俗与国学的全方位关系，两者十分契合，也被钟敬文完全接受。钟敬文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撰写了一批论文，讨论中国的植物知识、气象知识、民间医药、谚语和儿歌等，题目很多，范围很广，与此有关，其中比较有名的论文如《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关于〈孩子们的歌声〉》《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山海经之文化史研究〉的一章》等。钟敬文晚年回顾个人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时，仍会谈到班恩对他的影响： 现在学界说到民俗学，一般仍从汤姆森创用Folklore一词的活动算起。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起，到现在，民俗学的历史，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了。汤氏当时所谓的民俗事象，除一些故习俗信外，就是歌谣、故事和谚语等。后来，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班恩女士所修订的《民俗学手册》(冈正雄的日译本为《民俗学概论》)，把民俗事象分为三大类，其中的口头文艺(故事、歌谣、谚语)即为一类。 钟敬文对物质民俗的学术讨论是在他去日本留学之后，那时他接受了日本老师西村真次的物质民俗观和文化学思想，还发表过关于物质民俗、社会组织民俗的文章。不过从理论建树上说，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走向，不在于转向物质民俗研究，而在于他扩大了对民俗学范畴的提法，这是与班恩不一样的地方。他认为，既然民俗学包罗万象，就不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个从属学科，而应该是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对应的一种庞大的整体性学术门类。鉴于西方人对民俗学的范畴已有较为固定的界定，他把自己推进的这种民俗学称作“民俗文化学”。 3.班恩在《民俗学手册》的《附录》中设印欧故事类型，对钟敬文最早编制中国故事类型是一种引领 1927年，钟敬文从班恩《民俗学手册》的《附录》中获得《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遂与杨成志合作译成中文，并在中国民俗学界第一个开始编制故事类型和从事研究工作。在次年发表的文章中，他谈道： 近来读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学概论》，附有《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一篇(此文经我和友人译出，收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小丛书之一，现已出版)，把印度欧罗巴民族的民间故事，归纳成七十式，每式略举其情节，其间颇多和中国民间故事相似的。 进一步说，班恩的这种引领，对钟敬文而言，成为他建设独立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最初框架。而这一框架不是来自芬兰，而是来自英国。 4.班恩关于故事与文学的观点在中国民俗学后来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作用 钟敬文晚年还说到班恩：“泰勒的《原始文化》和《人类学》、弗雷泽的《金枝》(精要)等，都是在现代民俗学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外国书，也应该认真阅读。但这些都不是纯粹的民俗学史著作。外国的民俗学史著作，像班女士的《民俗学手册》，我们也翻译过，可是不多，以后还可以再翻译一些。如果需要，并且可能，有些旧译著也可以重新翻译。”班恩关于故事与文学相联系的观点，钟敬文是接受的。钟敬文认为民俗资料可以三用，即学术研究、社会应用和文学创作。在钟敬文的一部分民俗学思想中，班恩是老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