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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呈现了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本文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口述史和历史记忆的兴盛，妇女、性别史的扩展，历史研究与自然、社会科学的联盟，全球史的发展与民族国家史学的变迁，环境史和情感史的兴起等方面，对当今史学的现状及未来变化的原因，作了不同程度的描述和剖析。作者指出，上世纪末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历史研究的冲击有所减弱。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深入，各地区的历史研究交流日益频繁，历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当代史学的走向而言，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寻求结成新的联盟，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种挑战。 关 键 词：全球化/史学理论/口述史/历史记忆/性别史/全球史/环境史/情感史 作者简介：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伊格尔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授；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穆赫吉，任教于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 *本文是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王晴佳(Q.Edward Wang)和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所撰《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2017年修订版)的最后一章，由王晴佳授权本刊首发，编者略作修改。 一、全球化的世界 20世纪60年代的政局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同样，自1988—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90年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变局，也给各国的历史学家们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预言，①自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全世界将逐步接受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并实现普遍的和平。但这一现象并未出现。事实上，自1989年以来国际层面产生了新形式的军事冲突，这些军事冲突并没有在冷战时期对立的国家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那些没有明确确定疆界的地区，如中东、阿富汗、巴尔干和非洲，并表现出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以及时而与东亚文明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②但是，他过于简单化地把伊斯兰世界视为一个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文明，忽视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分歧，以及伊斯兰的历史、现代化的影响、经济的作用以及伊斯兰社会与现代西方的互动、互赖的关系。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福山的预测至少部分正确：在1989年之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扩张，并作为主体而推动了世界各地全球化的进程。但也有少许例外，如台湾地区和韩国，全球化并未立即引起民主化。这一全球化过程不仅涉及信息技术推动下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还伴随着日常生活、消费行为、城市化模式、都市建筑、电影和音乐中的流行文化和性别以及代际关系之间的同质化。然而，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全球化呈现了异质的形态，反映了各地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不同。这些传统生活方式对全球化的抵制，还常常采取了暴力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福山本人在最近几年也修正了他以前对世界范围内历史同质发展的乐观预测。③ 在许多方面，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使我们想起以前讨论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论点。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全球文化的政治和财政的结构大都起源于西方，但也与日本有关。而且，虽然囊括了全球的范围，但全球化的动力，也即在机制、结构和权力的层面，仍然主要来自于发达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了今天的中国。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否会像之前的“现代化理论”那样，能被视为一种新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与现代化争论相似，现在对全球化的分析也有两派观点，一派看到它的积极方面，另一派则注重它毁灭性的一面。前者认为全球化有助于技术、信息、服务和市场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增加产品并提高全球的人均收入等等。后者则主要强调全球化使西方社会内部社会和经济的差距扩大，福利国家走向解体，更遑论缓解亚非拉广大地区的贫困。全球化在大众媒体中得到广泛关注，学界对此也有大量的论著。④对于许多社会科学家来说，全球化对理解我们这个时代，至为关键。总之，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需要一种新的史学，因为这一时代与1989年之前已经相当不同了。 在1990年之前甚至更早，一个国际学术共同体便已逐渐出现：一些非西方学者在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大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主要来自印度、中东和拉美，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历史学家也在近年日益增多。不容忽视的是，英语日益成为国际交流通用语。如今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用英语参与学术讨论，如同我们之前谈到的，印度学者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对西方和拉美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中东研究的领域，英语也成为西方学者与中东本土学者发表论著的主要用语，而原来颇为重要的法语和德语，则日益式微。⑤反过来，自1990年以来，西方学者尤其是北美和英国，与拉美、非洲和东亚学者加强了合作，以致在许多学术领域中，国际化的程度日益增加。如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CHS)(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非欧美国家举办)和一些其他场合，各国、各地的历史学家之间进行了跨洲的积极合作。同时，历史学家们也从事一些区域性的合作交流。近几十年来，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行为引起了中韩等邻国的抗议和批评，这也促使中日韩三国一些历史学家们为寻求共识解决争端，而共同书写东亚的近现代史。这些合作也时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如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和2000年、2010年间日韩两国史家的共同研究项目，都是例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合作研究有助历史学家达成有关他们国家之间共有历史的一种共识。不过，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学界取得的共识能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改善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仍将拭目以待。⑥ 虽然国际交流增多，但依然存在缺点。比如英语成为几乎唯一的国际语言，便是其中之一，当然其益处也显而易见。英语原著和译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作品，从英语翻译成非西方语言，当然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法语、德语的论著。但是极少数中文、日语、韩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的著作被翻译成英语。⑦由此可见，除印度英语学术圈外，国际交流仍然由英美学界把持，而对非西方地区的理论探讨甚少关注。与社会科学的诸领域相比，多数史学著作仍然用本国语言并为本国读者所写。不过最近的几十年中，电脑技术、数据化，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历史学家的国际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