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新联盟 为了确认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的意义，我们考察了各大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其旗帜期刊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为史学风向转变的标志。我们发现，它既没有回归到那种处理大量经济学、社会结构和人口学问题的分析的社会科学(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远未被放弃)，也并非回归到带有相对主义认识论倾向的激进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当然，由于差异性太大，我们无法概括在过去20多年里大多数史学家的历史观。但是，我们所考察的期刊论文，让我们对近些年来历史思想与书写基本走向，有了一个概念。在历史思潮转向方面，法国的《年鉴》杂志是一个标志，1994年之后改刊的副标题由“经济·社会·文明”改为“历史·社会科学”。这一改动的理由是，原来的标题太过狭隘，历史学家不但应该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密切合作，还应该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合作。事实上，《年鉴》杂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此时不过是重申了这一立场。早在1988年及翌年的编者按中，《年鉴》已经指出了传统社会科学的危机，指出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计量方法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的确，所有的意识形态那时都受到了质疑。这并不意味着对某种社会科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的拒斥；恰恰相反，而是一种拓宽的努力，试图把那时尚未足够注意的文化层面包括进来。这就要求有新方法和新路径，年鉴史学不但要像以前一直做的那样，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类学，还需借鉴文学批评、社会语言学和政治哲学。(56) 1945年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年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涉及当代题材，与之在1930年代的做法不同。年鉴史家认为研究相对稳固的前现代社会，比研究日新月异的社会来得容易。现在，《年鉴》的视角在两个意义上已经全球化了：第一，就空间与时间而言，产生了对社会和文化在世界各地区互动的兴趣；第二，就西方和非西方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而言，同时也希望覆盖从古至今所有时代的历史。《年鉴》不光重视社会和经济，也重视宗教、艺术和人文。尽管它也关注性与性别史，也为性别史出过一个专辑，(57)但与美国的和一定程度上英国的期刊不同，这类题材在《年鉴》上不占中心地位。《年鉴》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与早期的英国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杂志颇为不同。《过去与现在》原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探讨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的场地，重点是以英国为例，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现在，这份期刊的范围比以前广阔得多；与《年鉴》类似，它的文章所涉题材在范围上覆盖了从古至今的历史以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互动。德国的《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创刊于1975年，其自我定位是一份研究“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的期刊，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分析社会学的影响。可以理解的是，它同时也十分重视考察德国灾难性的过去。这份期刊的题材现在也扩大了，包含了世界各地的过去与现在，同时也保留着对现代德国与欧洲问题的关注。希特勒屠犹仍然受到关注，而该刊发表的众多题材中也包括研究情感的作用。美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期刊，如《跨学科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历史与社会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f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历史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History)以及《社会史》(Social History)等，也大致显现出类似的方向。而我们看拉丁美洲史的两份期刊——《西裔美洲历史评论》(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以及两份非洲史的期刊——《非洲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与《现代非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也可发现同样的倾向。但与拉美史的期刊相比，非洲史的杂志更关注种族、族裔问题和蓄奴史，而这些问题在上面提到的西方期刊中也据重要的地位。甚至，相对保守的德国《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最近也发表了一篇研究美国历史上私刑现象的文章。(58)总而言之，社会科学仍然十分重要，但与二战后的分析社会科学和1970、1980年代的文化主义盛行的时期相比，史学界显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与之相比，在当今史学界、特别是在当代美国史学中，政治史的衰落程度，让人颇为震惊。最新出版、卷轶浩繁的《牛津历史著作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其第四卷和第五卷处理1800至当代的史学史，但只有一章讲述政治史，也即基本忽略了这个主题。同样，由梅利·维斯纳-汉克斯(Merry Wiesner-Hanks)任总编，出版于2015年的七卷本《剑桥世界史》(Cambridge World History)，在描绘全球历史发展的时候，也明显地降低了政治、尤其是降低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由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桑杰·苏布拉曼扬(Sanjay Subrahmanyan)和梅利·维斯纳-汉克斯共编的该书第六卷，覆盖了1400年到1800年之间的历史，题为“构建全球化世界”(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World)。在该卷的“背景”和“变化模式”两部分中，他们突出了远程贸易和交换、宏观区域中的宗教变化这一类的主题，而非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当然，政治史在这一卷中也是有的，但并非讨论西方的民族国家构建，而是引导读者关注“大范围的政治转型”，也即帝国的形态，以这一时段伊比利亚、俄罗斯、中国和中东的帝国为例。有关这一取径，该卷中杰克·A.戈德斯通(Jack A.Goldstone)题为“政治轨道比较”的文章，对此有所解释。他说：“21世纪的普遍观念是，每个人都是某个国家的公民……但是，现代国家的崛起，是相当晚近的发展。到了1800年，这一创造国家的进程还相当新颖，并未完结。”英国和法国的政府是两个孤例，而且还带有“前现代的因子”，而在1871年之前德国还是普鲁士，日本、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在20世纪之前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59)另外，在《剑桥世界史》接下来的一卷，内容概括了1800年至今的时段，政治史同样不受重视。该卷共有七个部分，只有一个部分是关于“政治”的，含有题为“论民族主义”的一章，其中讨论了这一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传播，而不是欧美民族建构的模式如何成功。其他六个部分处理了诸如帝国主义、非西方国家对欧洲扩张的反应、去殖民化、种族屠杀、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重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确，在J.R.麦克尼尔(J.R.McNeill)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主编下，《剑桥世界史》第七卷主要关注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文化发展的物质和经济条件和全球化的进程。 当然，政治史并未消失，它仍然十分重要。我们在第六章中讨论了政治史在拉丁美洲的复兴，那是一种聚焦广大群众而非精英人物的政治史。同时，我们又怎能忽略20世纪的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呢?比如两场世界大战的爆发、纳粹德国的兴亡、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及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今天世界许多地方发生的包括种族在内的各种冲突，都需要将之置于政治背景下才能加以清晰的认知。档案材料虽然对史实的建构十分关键，但仅仅依赖档案是不够的。军事和外交史也不应被忽略。但当今很多政治史学已经反映出，历史思想在总体上已经有了转变。旧的历史学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因此非常依赖、甚至是完全依赖档案材料，而新史学虽然并没有废除政治史，却渐渐地转变为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之间的跨领域合作，并将考察范围拓展至所涉人口的大部分。不仅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历史学家重新点燃了对政治史的兴趣，而且政治史本身还有新流派的出现，如借助上文已经提到的记忆研究的兴盛，让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看到了政治影响力的无处不在。因为记忆研究倾向关注在其他记忆被压抑和拒斥之后，某些特定的记忆如何形成，相关学者相当关注国家的政治影响和操纵的作用。有些学者甚至评论道：记忆俨然成了“政治演变和政治利益的一个‘自然’产物”，抑或“记忆已成为政治化约论和功利主义的俘虏”。(60)与此同时，扬·阿斯曼(Jan Assma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夫妇关于“文化记忆”建构的新近理论，扩展和修正了莫里斯·阿布瓦赫为人熟知的“集体记忆”概念，促使历史学家看到在记忆研究中，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理论的有益之处。 的确，问题似乎不在于今天的历史学家不再对与社会科学结盟感兴趣，实际上，他们是在努力寻求重新定义这一固有的联盟，并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更新，而在近年，其做法还包括从一些自然科学那里借鉴方法。重新定义就是说不再像传统的做法那样，在历史书写中只考虑如何使用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民族国家。据凯文·帕斯莫尔(Kevin Passmore)的观察，至少在现代西方，历史研究借助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企图见于20世纪初，而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勾画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了这个目的，历史学家希图从古斯塔夫·勒庞、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解释在一个国家和国与国之间这两个层面上，人类演化的原因和特点。这一传统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发扬和调整，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也就是历史学出现文化和语言学转向以后，历史学家开始探索新的研究领域，这就促使他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视角而开始重新检验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等“旧”社会科学的联盟，而恰在那时，那些社会科学则又正在经历其学科内部的“历史学转向”。(61)有些史学理论家已经颇为信服地指出，其实历史学家也可以教给社会科学家很多东西，那就是如何为后者引进和阐述“时间的维度”。如果那些社会科学的确出现了“历史化”，那么这一过程也有利于重建或加强历史学与它们之间的联盟。(62)实际上，据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Gabrielle Spiegel)所称，语言学转向以后，历史书写出现了新的方向，很多历史学家都开始对历史运动中自我、结构、能动性和经验的作用产生兴趣，由此他们又再次渴望从临近学科那里吸收和借用某些方法。林·亨特也指出，全球化的兴盛，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历史研究中自我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为了对此分析的需要，历史学家能够也越来越善于从生物学和心理学方法中获得灵感。(63)环境史和情感史是近来史学界中迅速成长的两个流派，而研究这两个领域，也让历史学家将目光看到和运用了社会及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新近成果。我们随后还会在本章中讨论环境史和情感史。 (五)民族国家概念的转变以及全球史的意义 尽管大部分历史书写仍然以国家为中心，但199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和中欧以及英语国家少数族裔群体的增加，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变化。很多历史学家不再把民族国家看作同质的，而是视它们为异质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此外，若把欧洲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便忽略了欧洲本身地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当然，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也同样存在这些差异。所以，用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历史的趋势，日益流行。美国高中所采用的有关美国与世界史的主要教科书，便是一个例子。与以前的教科书相比，新的教材强调了美国的多族群文化并关注少数族群和女性的贡献。(64)在印度，庶民研究的开展有助史家超越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做法。复杂的阶级、种姓和其他层次的差异，造成了印度特有的多元化，必须加以考虑。从庶民研究的视角看，很多反殖民史学只是想用印度精英来取代英国精英，却忽略了庞大的庶民群体在反殖民斗争中的积极和能动的作用。与庶民研究类似，坦桑尼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多样性如何形塑了坦桑尼亚及底层民众在民族独立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从而重新认识了民族国家的概念。(65)这些并不表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已是明日黄花。但愈来愈多的史家倾向于避开民族国家为单位，写作注重关系、交流和超越国家疆界的跨国史，也即近年法国历史学家所称的“交叉史”(histoire croisée)。(66) 冷战结束之后，历史学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历史学家日益将其注意力从传统的民族国家与西方为主的历史那里，转向了世界史和全球史。(67)20世纪的上半叶出现了两种书写世界史的重要方式，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为代表，(68)他们都以文明的比较为中心，并将西方列为诸多文明中的一员。专业史家则对之颇为轻视，认为它们大而无当，不具扎实的学术基础。但至少，它们有助让人看到，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样，都有同等的研究价值。不过，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史才取得了专业史学的地位。(69)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1963)是一部较早对跨文化互动与传播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作品。虽然标题容易引起误解，但这部书其实注重比较，也为此后的世界史写作树立了榜样。麦克尼尔力图显示，不同社会与文化传统的人们在观念和技术方面的相互交流，对世界史的发展至为关键。(70)他曾一度感佩汤因比处理世界史的大手笔，还曾向后者求教，但他认为汤因比对世界史演变作规律性的总结，有点天马行空。无论从概括的范围还是跨文化的角度，麦克尼尔的作品在当时都是一部先驱之作，但这本书之后也有了批评者，其中包括了麦克尼尔本人，因为这本书还不够全面，比如在描述世界历史模式时，只字不提非洲，也过于看重精英的作用。在之后出版的《瘟疫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1976)一书中，麦克尼尔考察了传染病在各种社会和文化中流行所造成的后果，以及传染病的流行如何破坏了既有的政治、商贸和社会秩序，并以此来从事历史的研究。这几乎是历史学家第一次处理涉及生物与环境元素的题材。这一题材在以往不受重视，而现在则成为了十分重要的领域。 1982年，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其麾下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则出版于1990年，由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担任主编，所发的论文则来自世界各地。这份杂志成为了新世界史最重要的出版园地，同时还有相关著作的书评。该杂志的创刊号指出，它的宗旨是“从全球的角度”分析历史，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波动、技术的跨文化转让、传染病的流行、长距离贸易，以及宗教信仰、观念和理想的传播”作为历史研究的关键内容。(71)1990年代以后，“全球史”这一称呼特别流行。《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与《全球研究杂志》(Globality Studies Journal)于2006年同时创刊。而在1991年，双语期刊《全球史与比较社会研究杂志》(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则在德国出版。鉴于目前学界对“全球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称得上全球史”还未能达成共识，(72)“全球史”这一术语与“世界史”相重叠，经常被等同视之，但“全球史”更倾向于处理15世纪以后的历史时期，也常常以196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进程为重点。(73)《世界史杂志》和《全球史杂志》都对前现代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感兴趣，但前者兴趣更大，注重探讨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环太平洋区域的商品交换、食物和疾病。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历史学家愈益走出民族国家的藩篱，来研究西方世界之外的文化和社会。他们也重视气候和环境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人类早期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这类主题也同样见于《全球史杂志》。该刊创刊号编辑的发刊词及之后发表的史学史回顾中，都指出研究这些主题特别重要。该刊编辑希望克服在区域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和视野狭窄的问题。他们注意到，在过去两个世纪当中，“所有的历史学传统都汇聚到一点，即要么赞扬西方的崛起，要么关注西方崛起产生的反应”。现在，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基于“严肃学术”的真正的全球史。(74) 这一希图超越民族国家模式的史学潮流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但意义并不一样，发展轨迹也不同。在东亚，历史学家也努力在民族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之外另辟蹊径，使历史写作不再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譬如日本的社会文化史转向，自1980年代以来促成了对描绘普通人、特别是底层人民日常生活史的兴趣。它与城市史的兴起同时发生，而城市史是日本近几十年最具活力的史学领域之一。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文化史家又将“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从西方引进到了日本。这些进展使得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对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东亚的殖民主义遗产以及日本官方之后编写和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对此的描述，作了批判性的审视。(75) 如果说日本的文化史和文化研究得益于国际史学界的跨文化对话，那么中国历史学界近年的变化也与此有关。例如，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2004年“新社会史”丛书的出版，便是中国本土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之间亲密合作的产物。近几十年来，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史研究界对社会文化史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要归功于台湾历史学家与西方同行之间更为频繁的交流。相比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台湾历史学者的确更易于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早在1980年代，受年鉴学派的启发，台湾史学界便出现了社会文化史的转向。(76)中国大陆的社会史研究，与1980年代的文化热运动有关。与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不一样，中国大陆史家增强了对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兴趣。对今天的中国历史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而言，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有助他们走出1949年以来历史学受到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1990年代之后的民族主义)高度影响的传统。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和经济史的研究有助史家走出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以民族国家的视角和强调政治革命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路程。(77) 前面所提到的新编《剑桥世界史》，也是当今史学变化的一个例子。与阿克顿勋爵的《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及其续篇、成书于1950—1970年代的《新剑桥世界史》(New Cambridge World History)不同，这部著作弱化了现代欧洲的兴起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它采用了“区域、专题和比较”的视角，其作者群不但拥有跨学科的训练，而且还来自世界各地。(78)遵循一个宏阔的时间框架(始自旧石器时代至今)，它描绘了城市、帝国与国家的兴起，并讨论过去的几千年中，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 这一比较的、跨文化的全球史转向，代表了世界各地史学的一个趋势。在那些进行广泛比较、有着扎实学术基础的著作当中，最全面的当属于尔根·奥斯特海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该书用德语写就，随后有了英文版。(79)K.N.乔杜里(K.N.Chaudhuri)的《欧洲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崛起到1750年印度洋的经济和文化》(Asia before Europe：Econom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1990)和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8)都强烈主张，在西方资本到来之前，印度和中国扮演着驱动世界经济的关键角色。彭慕兰广受好评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2000)一书延续了乔杜里和弗兰克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无论西方和东方、抑或中国的经济，大致在1750年之前都遵循着相似的发展模式；西方超越东方并不是因为其特殊的文化传统、政治发展或其他因素，而是因为它发现并殖民了新世界，这才使得欧洲走出了与亚洲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始了资源密集型和劳力节省型的工业化。 尽管它们的史学传统大相径庭，美国和中国脱颖而出，(80)不光在研究也在教学方面，成为了世界史和全球史研究的两大中心。在美国，一战以后许多大学引进了西方文明史的课程，现在则已经被世界史或全球史有所取代。在中国，1950年代开始就有世界史的研究机构，而近些年来，一些高校纷纷成立全球史的研究中心。2011年，世界史学会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年会，该校拥有一个活力十足的全球史研究中心。该会有数百位海外学者参加，而中国的参会者人数也旗鼓相当。正如我们在导论里提到的，2006年以后首次出现了一些着眼全球、概括古今的史学史著作。在此之外，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弗雷德·施皮尔(Fred Spier)和辛西娅·S.布朗(Cynthia S.Brown)，开始进行了他们称之为“大历史”(Big History)的研究。在传统的观念上，历史学家把有文字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而这些人的著作却回溯到宇宙的最开始——大爆炸，然后追溯太阳系的诞生、人类的出现及其进化到现代的历史。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2004)和布朗的《大历史：从大爆炸到当代》(Big History：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2012)展示，这种“大历史”的写法必须走出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窠臼。它希望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赋予历史学以物质基础，如《大历史和人类的未来》(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2010)的荷兰作者弗雷德·施皮尔，原来是一名科学家，后来才转向历史。在这之前，威廉·H.麦克尼尔在其《瘟疫与人类》的书中，已经探讨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某种影响。麦克尼尔也认可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一书；2003年，他自己又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McNeill)合著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该书对史前时代一直到现代的历史作了宏观的概述，在书的最后又对人类的未来，作了一些有意思的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