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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研究的转向 现在看一下变化局势下当今史学界的主要发展趋势。自冷战结束之后的19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写作呈现以下几大趋势和重点。1.理论与实践的分野；2.口述史和历史记忆的兴起；3.妇女史和性别史在世界范围的扩展；4.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新联盟；5.民族国家理念的转型和全球史的日益重要；6.环境史的长足发展；7.探究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然而，尽管今天的历史书写出现了一些主要潮流，但当今史坛没有像19世纪那样，出现了兰克学派那样的主导范式，而是呈现了多元化的现象，并且相互之间交互影响。譬如剔除了情感因素，妇女史和性别史便难以想象，而如果忽视环境和生态的作用，那么全球史也就难以成形了。 (一)理论与实践的分野 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标志着全球历史学中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兴起。一些极端的相对主义者拒绝承认社会的真实性，对社会生活所作出的一切所谓的科学解释都简单视为一种“集体虚构化和神话化的操作”。⑧正如我们曾详细讨论的那样，对现代西方史学的批判，不仅来自后现代主义而且也来自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些批判鼓励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尝试寻求新的路径，走出兰克学派、也即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外交史模式，并尝试不同的史学实践。然而，一般的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很少人会完全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而进入21世纪之后，他们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批判的兴趣，也日趋衰微。与此同时，处于今天剧烈变动和扩张的世界，不少历史学家继续探究如何研究和书写历史的新方法。1970年代以来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转向就是一个例子，它可以帮助展现历史研究持续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自1960年代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中，“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对历史写作的影响，颇为巨大。历史学家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政治、社会置于文化语境中考量。他们认识到了话语与语言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又不完全认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立场——拒绝承认过去的真实性并将历史学降格为纯文学。1989年林·亨特主编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1999年她又与维多利亚·伯内尔(Victoria Bonnell)共同编辑了《超越文化的转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的论文集。最近，也即在2014年，林·亨特自己又出版了《全球时代的历史写作》一书。在《新文化史》一书中，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占据了历史思维的主导地位。但25年后，在其2014年出版的《全球时代的历史写作》中，亨特公开表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失去了活力。文化和语言学转向曾拒绝了之前的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而现在，也即在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衰落之后，亨特写道：“未来如何书写历史，变得很不确定。”⑨ 于是，我们似乎有必要将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中的不同作用，加以区分。像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理论家的著作，致力于对历史如何书写的问题加以哲学化的思考。他们自己不写历史，但许多历史学家借用了他们的理论假设，不过并不直接点明。在过去几十年间，怀特和安克斯密特这两位理论家，笔耕不辍。1999年怀特出版了《形象的现实主义》(Figural Realism)，2014年又继而出版《实用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这两本书收录了怀特近些年的一些论文，在《形象的现实主义》一书中，怀特继续将史学和文学相比拟，认为在文学中更常使用的形象性的语言与其他话语模式一样，同样能忠实地展现现实。怀特借用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观点，在《实用的过去》一书中讨论了“实用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之间的差别。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渴望重构“历史的过去”，但怀特指出，他们无法展现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因为他们传授历史知识的手段陈旧而无趣。为了重振史学的社会作用，怀特主张史家需要探究新的方法来叙述和重构过去，也即重现“历史的过去”。与怀特相似，安克斯密特近年探索了史学与现实之间如何联系的新方法。在他的《崇高的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一书中，他不再讨论为什么叙述的历史往往无法反映现实，而是转向关注“经验”，也即人们如何体验过去，而不是读者如何通过史家的叙述来了解过去的问题。因此，安克斯密特希望提倡一种“智识经验主义”(intellectual empiricism)，同时表现在方法论和美学的层面。以历史经验而言，安克斯密特用二元的范畴来形容人们与过去的关系：譬如“失去”(loss)和“热爱”(love)；“发现”(discovery)和“复元”(recovery)；“疼痛”(pain)和“欢愉”(pleasure)等等。他认为这些经验类型准确地描述了人们如何从现在回望过去，并更新和重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纽带。更重要的是，安克斯密特认为这种经验是一种“先于认知的”(precognitive)，因为它先于历史知识而存在。所以，他主张历史学家不仅要在理性的层面，而且也要在情感的层面，对历史的变迁加以描绘和分析。⑩ 安克斯密特强调“经验”的重要——琼·斯科特(Joan Scott)、威廉·苏维尔(William Sewell Jr.)和加勒斯·斯特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也讨论过这一问题——反映了历史学家近期对情感研究的某种兴趣，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讨论。海登·怀特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退休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延聘他为讲座教授。这一现象表明，虽然怀特因为《元史学》(Metahistory)一书而在史学界知名，但他更多的影响则在史学界之外。不过，在当今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领域，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是被公认的领军人物。正如澳大利亚史家玛尼·休斯-沃灵顿(Marnie Hughes-Warrington)为罗德里奇出版公司编辑的《50位重要的历史思想家》(Fifty Key Thinker of History)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怀特的作品在史学上富有挑战性”，但“文学理论家对他的论著更有兴趣”。(11)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也成为多部作品的研究对象，其作者既有年轻也有年长的学者。荷兰历史理论家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在《海登·怀特：历史的想象》(Hayden White：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中概览了怀特的业绩和影响，而彼得·伊克(Peter Icke)在《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失败的历史事业》(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中，则严厉批评了安克斯密特之转向经验的研究。伊克是自封和公认的后现代主义者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的学生，他认为安克斯密特近期的研究是在开后现代主义的倒车。因《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而誉满士林的恩斯特·布赖萨赫(Ernst Breisach)在《论历史的未来：后现代挑战及其后果》(On the Future of History：The Postmodernist Challenge and Its Aftermath)(2003)一书中，也对后现代主义作了评价。布赖萨赫认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时风潮，也不是刻意求新的知识时尚产业的产品”。他指出：“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使得他们有所失误，但在争辩的过程中，他们的观点却显得有其用处。”(12)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怀特的《元史学》出版40周年的时候指出：“怀特批判了实证主义史家和他们对客观性、科学和现实主义所抱有的幻象。”“在40年前”，伯克写道：“对于史学界比较保守的人士而言，怀特的观点让人震惊。但40年后，我觉得它们已经(在史学界)被普遍接受了。”(13)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历史学家基思·詹金斯和艾伦·蒙斯洛积极推动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近代历史学的批判。他们不仅编辑出版了一系列选集如《后现代主义史学读本》(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1917)和《史学性质读本》(The Nature of History Reader)(2004)，而且还出版了多种面向大学生的教材。詹金斯的《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便是一例。该书出版之后，多次重印，并被译为多种语言，被西方和非西方一些大学采纳为教材。(14)1997年蒙斯洛和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stone)创立同名期刊《历史的再思考》，以刊载探讨史学写作新路径的文章为主。罗森斯通还强调，需要探究如何通过视频媒体(visual media)来再现历史。自1989年以来，他与《美国历史评论》合作，在上面组织了一个论坛，由史家定期评论历史题材的电影。 毫无疑问，许多历史学家至今仍然认为历史事实的重要，并相信史学与文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然而他们也正在逐渐接受这样的观念：过去除了可以被叙述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交流方式被发现、重构和再现。在历史教学的领域，这一变化显得颇为显著，历史知识不再仅仅通过老师“讲课”(Lesung)的形式来传递——虽然兰克推广了研讨班(Seminar)的教学方式，但讲课仍然是他和他的弟子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十分习见的方式。与那时不同，现在的各级学校，老师在课堂上几乎都会使用幻灯片和其他多媒体的工具。而且，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用幻灯片来发表论文的现象也变得愈益普遍，甚至一些会议组织者会要求与会者事先准备好幻灯片。于是，在展现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会采取叙述之外的方法，因为当众宣读的方式在他们眼里已经显得有点老套和过时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能通过视觉形象加上音响来更生动地呈现历史知识。所以，《美国历史评论》在最近几十年开始对历史题材电影进行评论，并不奇怪。2012年，该杂志还组织了“历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 in historiography)的论坛。在不同的程度上，参加论坛的作者承认，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批判提高了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写作历史时的方法论意识。他们也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有助促成其他的“转向”(如文化、帝国、环境的转向等)。(15) 尽管有上述的联系，但若以他们著作的内容而言，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看来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比如在日本，有一篇评论指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文学界的影响远大于史学界。(16)但理论家与历史家思想直接碰撞的情况，也偶尔发生。我们曾提到海登·怀特和萨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  nder)关于纳粹屠犹研究的对话。这里我们仍有必要再提一下。(17)这次对话围绕如何书写纳粹屠犹的历史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弗里德兰德在他两卷本的《纳粹德国与犹太人》(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中尝试用多种新方法来再现这段历史。怀特认可该书是一部反映该段历史的重要著作。怀特不否认纳粹屠犹，也在与弗里德兰德的对话中对他“所有历史叙述都是一种语言虚构”的立场略有修正，(18)承认了屠犹的真实性。但他区分了传统史家和后现代史家，认为前者“视过去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后者则研究一个“实用的过去”，力图写作价值导向的历史。(19)怀特完全接受弗里德兰德写的纳粹屠犹的历史，但是他却将之与文学作品相比仿，如同一部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写的“现代主义小说”。(20)其实，怀特认为所有的历史作品都具有文学性，此点并无新意。早在1830年，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冯·兰克便指出历史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科学是指历史叙述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艺术则指如何去建构历史叙述。(21)怀特想强调的是，弗里德兰德如何突破传统历史的叙述模式，不再根据时间顺序来展开故事。怀特认为，弗里德兰德的历史与现代主义小说有相似之处，都打破了时间顺序和消除了情节建构。弗里德兰德的做法是，没有叙述一个连贯的故事，而是让受害者发声。在一定程度上，弗里德兰德的确这么做了，但他试图通过受害者的声音来获取纳粹屠犹的真实性。正如弗里德兰德指出：“没有哪个研究纳粹屠犹的史家打算放弃研究的科学性。”他说道：“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追求事实的准确。”(22)深受文化转向的影响，弗里德兰德愿意开放地看待历史书写的方式，但是他并未放弃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总之，怀特在文学理论界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对于像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基思·詹金斯、艾伦·蒙斯洛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 LaCapra)这些他的支持者来说，怀特被抬到了一个守护神的高位。安克斯密特在他的近期著作《后海登·怀特时代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Hayden White)的导言中提到：“海登·怀特主导了历史哲学在当代的发展。”(23)但是在思想史领域之外，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学发展的时候，则很少提到海登·怀特和他的追随者。执教于耶鲁大学的外交史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著有《历史的风景：历史学家如何塑造过去》(The Landscape of History：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肯塔基大学的政治史家杰里米·波普金(Jeremy D.Popkin)出版了《从希罗多德到H-Net：一部史学史》(From Herodotus to H-Net：A Story of Historiography)和希腊海洋史家洁莉娜·哈拉福特斯(Gelina Harlaftis)主编了《历史新路径：历史学的发展》(The New Way of History：Developments in Historiography)，都是其中的例子。(24)这些书的出版有助于显示史学理论著作和历史著作、抑或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这两个领域的分野。的确，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史学理论与历史实践之间的鸿沟没有缩小，而是在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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