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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述史和记忆史的兴起 萨尔·弗里德兰德对纳粹屠犹的研究，尝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使读者听到来自过去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其他领域，如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和女性史，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也作了类似的尝试。这些研究早先倾向于关注前现代和前工业化时期，但是近来也越来越多地关注现代史，像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1988年俄国进入改革最后阶段后，研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变得可能了。(25)在口述史的领域，采访幸存者、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是主要的手段。口述史由来已久。早在1930年代，美国史家便对幸存的前黑奴进行过采访。在德国，卢茨·尼特哈默尔(Lutz Niethammer)和他的团队曾与西德鲁尔工业区的居民访谈，了解他们如何经历和回忆纳粹时代，(26)而在东德政权崩溃前几年，他们又被允许采访经历了纳粹时期的东德幸存者。在西方学界之外，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展的“口述史项目”，卓有成效。自1960年代开始直至今天，这一计划一直在持续，并已经出版了近百本口述记录，其对象众多，涵括了近代中国和亚洲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其中也包括经历了政治迫害的幸存者。(27)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这些回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再现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对口述史的重视与史学的记忆转向，密切相关。当然这立刻产生了一个问题，严肃历史研究的前提是为了构建一个真实的过去，并尽可能地通过史料来加以验证，而口述史和记忆研究者则似乎没有这样的企图了。(28)1920年代涂尔干(Durkheim)的学生莫里斯·阿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研究，是记忆转向的起源，引发了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集体心态”(collective mentalities)的研究，后者以后成为了法国年鉴学派历史思想的核心。但一直要到20世纪的70和80年代，记忆史才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它与历史写作中的文化转向有关，也希图从文化视角解释历史。以年鉴学派而言，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倡导下，许多法国顶尖的历史学家编写了七卷本的《记忆之场域》(Lieus de Mémoire)，(29)于1984—1992年间相继出版。随后不久此书有了英文版，在德国也划定了不少记忆之场域。(30)诺拉的观点是，法国民族史的呈现单靠档案文献是不够的，还应该包括法国人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想象。所以在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圣地、节日、神话、歌曲、文学和艺术都发挥了作用。过去的重要不仅在于它曾经发生，也在于它是如何被记忆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记忆中的过去无法与发生的过去相互印证。萨尔·弗里德兰德是纳粹屠犹的幸存者，他于1989年在特拉维夫大学创立了《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杂志，这是历史记忆研究领域的最重要刊物，其中纳粹屠犹的研究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这一期刊发表的记忆研究的文章中，既有欧美国家也有世界其他地区的。比如，不少文章研究了清代和近代中国人的创伤经历：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也即日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人施行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就是一例；还有文章探讨了美洲和非洲之间跨大西洋的奴隶贩卖。(31)一言以蔽之，历史学的记忆转向受诸多因素的合力影响，但二次大战的经历、特别是战争中的纳粹屠犹和其他暴行是推动这一研究的主要动力。 但是如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记忆的研究不仅要处理被记住的历史，也需研究被遗忘或被压抑的历史，后者所受关注不多。(32)克里斯蒂娜·莫瑞娜(Christina Morina)近期出版的《斯大林格勒传奇：战后德国人对东线战场的记忆》(Legacies of Stalingrad：Remembering the Eastern Front in Germany since 1945)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在此之前，她的导师杰弗瑞·赫夫(Jeffrey Heft)则出版了《分裂的记忆：两个德国的纳粹记忆》(Divided Memory：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manys)。 莫瑞娜研究了冷战期间东、西德对东线战场的选择性记忆，并将之与她眼里最残暴的纳粹屠犹一同考察。她认为这一世所罕见反人类的暴行是纳粹屠犹政策的结果。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历史学家关注了纳粹武装部队所犯的罪行，却基本上忽视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西德的一代老兵突出了德国人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却同样淡化处理对犹太人的暴行。(33)在东、西两德，被迫参战的普通士兵没有获罪。由于西德言论相对自由，有少数研究战争罪行的史家和作家，但被视为局外人物。西德的史学家、思想家和媒体关注纳粹屠犹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在东德这一关注更迟，也不全面。(34)但是选择性记忆不只发生在德国。(35)日本比德国更晚面对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直至今日，土耳其仍然全面否认在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长期以来，法国对协助纳粹驱逐犹太人的行为保持了缄默，只是指出了一些重要的事例。近年以来，主要在美国和巴西，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开始讨论奴隶贸易、奴隶制的过去以及二战期间关押日裔美国人的事件，而澳大利亚也渐渐开始关注过去如何对待原住民的问题。记忆研究在日本也有所开展。(36)总而言之，使用口述史料的记忆研究在各地都有长足进展。除《历史与记忆》杂志之外，SAGE出版公司自2008年以来出版了《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学术期刊，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则出版了“记忆研究”系列丛书，每年推出5至10本。记住和再现过去是开展口述史的最初和主要的动力，也是以前记忆研究的重点，但今天的记忆研究则注重记忆如何被保存、被接受和被忘却。由是，记忆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史学与许多方面、特别是政治和道德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走向全球的女性史和性别史 自1980年代中、晚期以来，妇女史从那时流行将妇女单独研究转向性别史，将性别视为“历史分析的有用范畴”。(37)通过性别概念，女性主义史家力图强调性别认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建构”性质。性别史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通过机构中的性别化、社会实践以及性别的机构化来研究男女之间的不对等和权力关系，这一发展已超出女性主义的宗旨。性别不仅是社会变化的反映，而且还影响了社会变化。性别所指称的不只是男性和女性，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同上述，对性别的这一理解也使男人和男性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在这之前，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如战争、政治和治国，男人的概念不具性别特征，而如今表明，男性的建构对理解上述这些主题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至为关键。之前当然也有关于男人和男性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被视为代表了“唯物主义者”的视角，从稳固的社会和制度基础来看待认同。此后的后结构主义者的男性概念，尝试揭示认同建构的不稳定性和对抗性，所以有了转变。(38)对殖民话语性别特质的后殖民分析也推动了对男性气质多样和广泛的探究。(39) 然而，对性别和男人的关注也使女性主义者深感忧虑。她们想知道，创作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忽视了权力结构的性别化的历史，这样一种新趋势是否会使女性再度被湮没。(40)其他一些性别研究学者则不以为然。她(他)们认为，通过指出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历史并非理所当然，挑明这些权力关系的复杂多变和不对称性，女性主义议题便能仍然保有其活力。其实，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检讨西方女性主义的解释框架，是否能适用于那些非西方的、没有文字记载的或者是底层庶民群体对于性别的认知。近期非西方(特别是印度)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不断地提出这一问题，关于“萨蒂”(sati，即丈夫死后女性应殉葬)这一现象的讨论便是一个显例。(41)西方的话语和社会组织的经验范畴能否囊括作为殖民地臣民的男人和女人的经验呢?(42) 如同上述，性别的分析有一个后殖民的视角。这一视角显示，“男性”和“女性”的概念对认识殖民统治的演进和论证殖民者所宣传的“文明化使命”，非常重要。(43)马里拉尼·辛哈(Mrinalini Sinha)展示了“阳刚的英国人”(manly Englishman)和“阴柔的孟加拉人”(effeminate Bengali)这一成见如何有助殖民者抵制了印度法官审判白人被告和印度医生检查英国妇女。(44)但是后殖民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也指出，殖民统治不是压迫的唯一来源。他们认为后殖民主义把兴趣投向了底层的男性，但对那种异于男性的、专属于女性的受压迫状况，则甚少关注。然而这种批判中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后殖民主义对前现代共同体和与之相适应的父权制的怀念使女性主义史家对此深感忧虑，这一点在印度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中表现尤为明显。正如一位印度女性主义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后殖民主义坚持庶民史立场，捍卫了那些从正义角度被明显认为是有害和暴力的传统。在这些后殖民主义学者眼中，‘萨蒂’怎么是坏的?说‘萨蒂’坏只是反映了西方的偏见”。(45)由此，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者强调了殖民压迫和父权制的“双重殖民化”以及在民族主义者话语中，女性如何被边缘化和女性形象如何被扭曲。她们认为，选择性地利用印度女性的传统印象来形塑甘地式非暴力的不抵抗模式，并无助于改善印度女性的处境。同时，她们对套用西方女性主义模式来研究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和西方女性主义的同质化趋势，提出了质疑。(46)第二波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需求视为所有女性的需求。但非裔美国人、英国女性主义史家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家便马上发出疑问，是否只考虑白人的需要是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但这种对西方文化和政治霸权持续影响的忧虑，只表达为一种对其修正的必要，而不是要将之全盘摒弃。亚洲女性主义学者通常认为来自西方的理论激励她们在自己国家争取女性权益，但是她们也对西方女性主义范式的影响有所批判，因为亚洲和西方妇女相比有关键的差异。(47)中东学者认为，对该地区女性的研究需要更加敏感和细致，主张从阿拉伯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中东妇女所戴的面纱。当然，黑人女性主义者早就批评了白人女性主义者怎么忽视了种族的维度。正如黑泽尔·卡尔比(Hazel Carby)在她颇有影响的论文《白人女性，听着!》(White Woman Listen!)中指出的那样：“白人女性主义者书写她们的‘她史’(herstory)并声称这是女性的故事，但是却忽视了我们的生活，并拒认她们与我们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总之，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史学与非白人女性主义史学家赋予史学写作一个新的政治目标，更关心揭橥这样的事实：不但“压迫女性有其多样性和地区差异”，而且压迫的形式也非普遍如一、一成不变。(48) 对两性、种族、帝国和性别之间关系变化的关注引发了对西方和本土女性关系及其前者如何影响后者的分析，颇有新意。这些分析揭示，西方女性在为非西方地区受到“压迫的”本土女性争取权利的时候，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受压迫地位。(49)研究表明，当西方女性站在本土女性一边，面纱和萨蒂这些与本土女性有关的问题，便会有不同的定位，可以被转变成反殖民抗争的象征。(50)白人妇女与殖民主义之间的默契关系，也引发了许多研究，不断给予女性主义的研究其抗争和问题意识。 毫不奇怪，在质疑女性主义意识单一性和普遍性的环境下，女性史研究的早期提倡者对这一学科的未来发展，有所困惑。性别理论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因为“女性的苦痛遭遇不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成为理解民族性、帝国主义和建立在性别话语的抽象概念的手段了”。(51)随着性别研究中心取代了原来的妇女研究中心，许多大学的系科也有所分化、重组。 为了从比较和跨国史的视角来观察女性和性别史学，我们考察了近年以来许多国家的相关出版论著和国家级历史学会的会议议程，特别是史学和社会科学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期刊。譬如我们比较了2006—2015年间美国历史学会和同期两年一度的德国历史学家大会的年会议程。我们之所以选择德国是因为德国历史学家向来对突破传统的历史研究路径，讳莫如深。在这一方面，德国史学的表现是一个极端的代表，而对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抱持开放心态的美国史学，则代表了另一极端。例如由著名史学理论家莱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参与主编的多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eliche Grundbegriffe 1972—1996)，以社会和历史概念来分析1750—1850年间德国社会的转型，但其中没有一条条目涉及这一时期的性和性别的概念。不过，目前许多德国历史学家已经转向了社会史和文化史，但与他们的许多美国同行相比，关注的方面并不一样。德国两年一度的历史学家大会每次都有一个主题，2008年是致力于社会不平等问题，2010年则关注超越边界，2012年会议主题是环境资源，2014年主题则有关历史上的胜者与败者。正如我们在2008年会议议程中看到的那样，该会议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关注工业化发达国家如何处置移民这样的挑战。该会议主要考虑到欧洲内部社会、文化和政治互动，虽然也关注殖民地世界，但并非重点。德国史家并未完全忽视女性及其需求，但与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相比，他们将女性的问题嵌入社会、文化和政治语境中去分析。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议程，然后稍微考察《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一些文章，则可发现与欧洲期刊大不相同的是，美国史学家有纯粹研究性行为和性别的严重倾向，乃至忽视了社会和政治的广大层面。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委员会、美国天主教史学会和美国教会史学会的赞助下，此类期刊论文的数目之多，叹为观止，而后两个赞助单位还支持研究了西方传教士到非西方社会传教中的性行为。毫无疑问，女性主义史学对扩展史学的新领域，功劳卓著，而原来这些领域基本都无人问津。但是，虽然有人提出，应该从社会的大环境出发来研究妇女史，美国历史学会年会议程和《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则反映，相关研究的视角十分狭隘，不像是有意义的历史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历史学会的一些其他议程，尽管也以性和性别研究为主，但相对比较开放和多元。而《美国历史评论》的书评更让人看到，在性行为和性别研究的方面，美国史家写出了不少公允、严肃的论著。《性别与历史》(Gender and History)这一重要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质量上乘。该刊编辑在1990年第一期中呼吁“我们不仅鼓励性别和女性本身的研究，而且也鼓励研究种族、阶级、宗教、族群和性取向等方面的因素，如何加固强化了性别和女性的概念”。 近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世界”或“全球”的视野来从事女性和性别的研究。性别研究的学者在这一去中心化和相对较新的领域中，找到了一个机会从“性别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历史学的基本概念。的确，就这一企图而言，特别是在英语世界，性别研究十分合适，因为它已经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而在非英语世界中，属于国际性的庶民研究团体的非西方学者还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从他们的国情出发抵制性别概念，将之视为西方的文化输出。(52) 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的《世界历史上的性别》(Gender in World History)一书，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该书不仅揭示在国际交流中，多元社会的性别关系如何变化，而且还在权力关系变化的语境中，研究每一个社会中性别角色的重要性。(53)这一领域的学者还将身体作为分析的重心，考察在帝国现代性的建构中，性别认同形成中身体实践和消费之重要。他们同时也看到这些实践怎样以“多中心”的和文化杂交的形式呈现出来。(54)如同记忆的场域一样，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体之性别化，体现了张力、勾结、压迫和反抗的丰富含义。不过，女性主义学者与性别化的世界史的结合，仍处于一个探索阶段；最多只表达了一个宗旨，还远非普遍存在的趋势。但他们的希求是在世界历史的“主要概念”中，涵括性别差异，“以免(使之)成为这一新的宏大叙事中的被动的跟随者”。(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