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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史的长足发展 此时或许我们应该讲讲环境史的兴起，因为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又是历史学与自然和社会科学结盟的一条路径。对于大多数环境史的践行者来说，历史学中的“环境与生态学转向”在1970年代便已出现，其标志性的著作不光有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还有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之后的生物和文化变迁》(The Columbian Exchange：Th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1972)和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自然的经济：一部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1977)。1986年，克罗斯比又扩充了他的论点和扩大了其研究范围，写出了《生态帝国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一书。这三位作者那时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1976年还迎来了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成立。的确，环境史至少在其形成的初期，便在美国学术界受到较大关注；英语世界的“环境史”一词也由美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首次使用。有些学者指出，美国环境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末期，那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提出了“边疆理论”，用来概括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当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an Febvre)在其《历史的地理学导论》(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中，也用了足够的笔墨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名著《地中海》以及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系列气候史的研究著作中，又发扬光大了费弗尔的立场。但奇怪的是，自1980年代起，年鉴学派很少出版有关环境史的文章了。(81) 而自1990年代开始，环境史研究在美国达到了一个高峰。到2003年约翰·R.麦克尼尔对这一领域进行学术回顾的时候，美国大学已经出现了差不多6个环境史的研究中心。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会员也暴增到1000名以上。与此同时，由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的学者不断加入，环境史的领域也愈益走向国际化。不但相关的研究机构出现在世界几大洲的高校中，环境史的研究学会(如成立于1999年的欧洲环境史家学会)，也吸收了许多新会员。在南亚和非洲，这种潮流尤其强劲。例如，从印度视角出发的学术著作主要关注环境观念背后的政治，如殖民时期的殖民者如何将保护野生动物凌驾于当地人之上，而到了后殖民阶段，富人的环境主义和穷人的环境主义观念，又如何愈益分道扬镳。(82) 除了采取上述的政治角度以外，环境史研究也用文化/思想和物质的方法来分析历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思想的方法关注人类对其居住的天然抑或人造的环境，在文学和艺术上表现出了什么样的认知；而物质的方法则注重描述生物和自然条件如何制约和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克罗斯比、威廉·麦克尼尔的著作是早先的例子，而最近的例子则是贾雷德·戴蒙得(Jared Diamond)的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1999)。剑桥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著有《英国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1500—1800》(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Changing Attitude in England，1500—1800)(1983)。许多人将该书誉为从文化多样的角度探讨环境史的先驱之作，而作者却有点不太同意这样的定位。与托马斯类似，西蒙·沙马(Simon Schama)一般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环境史家，但其用典雅的笔调写作的《风景与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1995)一书，则是一部关于欧洲人如何通过绘画、雕塑和建筑来鉴赏与表现大自然的作品。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许多环境史家持有“衰退主义”的观点，而沙马在书中传达的信息则是，虽然环境的损坏一去不返，但还有好大一部分却完好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他的著作试图揭示英国“风景画传统展现的丰富性、古典性和复杂性”。(83) 像欧洲一样，风景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一定的地位。伊懋可(Mark Elvin)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2004)是一部内容详细的通史著作，其中特别注意从风景画和山水诗中探讨中国人的环境观念。同时，他也描述了在数千年的持续耕作和开发下，中国的自然环境不断变化和衰退的历史。这种用物质的层面考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路径，在环境史研究中非常常见。埃德蒙·罗素(Edmund Russell)的《进化的历史：从历史学与生物学的双重角度理解地球上的生命》(Evolutionary History：Uniting History and Biology to Understand Life on Earth)(2011)从全球着手，而约翰·艾利夫(John Iliffe)的《非洲人：一个大洲的历史》(Africans：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1998)则采取了非洲大陆的视角；艾利夫不光讨论了非洲人如何改变了环境，也描述了他们应对自然挑战(贫瘠、疾病和旱灾等)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确实，非洲相对恶劣的生存条件、加上欧洲殖民主义对其造成的进一步损害，使得研究非洲史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采取环境史的角度。同理，拉丁美洲的环境研究也将批判地审视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放在了中心的位置。(84) 毫无疑问，环境史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与世界范围内历史学的整体发展，相辅相成。环境史的研究有助历史学家看到超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兰克史学模式之必要。约翰·R.麦克尼尔是这一新兴领域的知名人物，他曾说：“对许多种类的历史研究来说，包括大多数的环境史研究，民族国家不是恰当的操作范围。”(85)像他一样，许多其他环境史家也都愿意采取全球史的研究视角。J.唐纳德·休斯(J.Donald Hughes)的《世界环境史：人类在生物共同体中地位的转变》(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2009)，埃德蒙·伯克三世(Edmund Burke III)和彭慕兰主编的《环境与世界历史》(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2009)，以及安东尼·彭纳(Anthony Penna)的《人类的脚印：全球环境史》(The Human Footprint：A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2010)都是例证。同样，那些对全球史有兴趣的学者，例如前面提到的《剑桥世界史》的作者们，也越来越注意从环境的角度考察历史的演进。2007年，几位环境史家开始探究“人类纪”(Anthropocene)的观念，描述了现代化对全球环境的损害。他们认为，从1800年工业化的起步开始，人类活动已经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地球物理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体系；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达到的空前高水平，就是一个警示。(86)由于“人类纪”与现代史几乎重合，从环境史的角度对历史所作的分期，与全球史家超越民族国家视角的历史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环境史的研究还有助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建立新的联盟；以后者而言，历史学合作的对象不仅有生物学、考古学和生态学，而且还有森林学、气候学和孢粉学。 (七)探究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 情感研究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结盟的另一个例子。2015年在中国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史中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是该会的四大主题之一。的确，自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人类情感在历史中的地位。社会史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是美国《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的创始人，他与妻子卡萝尔·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在1985年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同创造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概念。他们在文中指出，对情感的历史研究可以发扬光大社会史和心理史，将注意力从“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化和流动的常见模式”转移到构成“过往心态”的情感层面。他们的“情感学”指的是一定时期内集体情感表达所形成的社会标准。(87)在社会史之外，吕西安·费弗尔有关“情绪性”(sensibility)的研究也激发了对情感研究的兴趣。由是，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亦可视为情感史的一个先驱。(88)诺伯尔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sing Process)一书，描绘了人们如何学会在不同的场合里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为情感史提供了灵感。在《中世纪的秋天》(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1919)中，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对中世纪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按照现在的标准，那个时期人们的情感宣泄(哭泣与愤怒)会显得相当直接与放纵。 但情感研究的最新潮流，显然已经与上述早期的研究相距甚远。如埃利亚斯和赫伊津哈注重中世纪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差异，而后来的情感史家则更倾向于弱化现代性的意义。鉴于情感见于世界各地的文化，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认定某种特定的情绪表达模式是“文明的”，并将其与“粗俗的”和“不文明”的他者对立起来；他们也不想强调，在人类历史上情感的构造会呈现单线进步的过程。例如，以前认为中世纪欧洲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植根于一种“目的式的理性”，也即缺乏情感的联系与表达。但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大卫·萨宾(David Sabean)、路易斯·蒂利(Louis Tilly)和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论著挑战了这种看法。(89)长久以来也一直把婚姻中的爱情，视为一种不见于其他文化的现代西方的现象。比如在中国和日本，基于爱情的婚姻、也即“恋爱婚姻”只是在战后的1950和1960年代中才渐渐变得普遍。但其实在前近代的时期，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家庭或其他关系中“情”与“欲”等情感的表达，并非荡然无存，而是广泛地出现在那时的文学和其它类型的作品中。(90)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首先在西方出现，那么它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表明情感也有历史。学者们已经发现，在17世纪美洲的新英格兰地区，夫妇之间相互的情感表达都比较克制，生怕影响他们对上帝的爱。与此迥异的是，自20世纪开始，爱情出发的婚姻在美国成为了一种受人追捧的典范，甚至到了“扼杀”婚姻的程度——很多夫妻一旦发现彼此之间不再相爱，就会迅速解除他们的婚姻结合。(91) 2001年9月10日，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的《情感研究导航：情感史的框架》(Navigation of Feeling：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一书正式出版。第二天，9·11事件爆发，震惊了世界。两者之间显然是一个巧合，但用伊彦·普兰普尔(Jan Plamper)的话说，该书“即刻激发和催生了近年见于全球的情感史研究的繁荣局面”。(92)的确，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众群情激愤，这必定也影响了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雷迪是一名执教于杜克大学的美国历史学家，已经出版了几部情感史的先驱之作。他在《情感研究导航》以及其它几部作品中，分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情感管控”(emotional regimes)，这些管控定下了人们情绪表达的规范。例如，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宫廷会通过一些仪式活动来展示和施展其权力，而在当今的世界，航空公司会要求空乘在为旅客服务的时候，必须面含微笑。雷迪还相信，在“情感管控”之外，还存在着“情感庇护”(emotion refuge)，人们可以通过(相对)不受限制的表达方式和姿态来享受他们的“情感自由”(emotional liberty)。美国另一位历史学家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的路径不同于雷迪的二元分法，她在其《中世纪早期的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2007)以及新近面世的《情感的代际：一部情感史》(Generations of Feeling：A History of Emotion)(2015)中提出“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的概念，主张情感的表达在不同的人群中(如家庭、教会或学校、外出就餐等)会有相当的不同。 与环境史研究略有不同的是，情感史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国际的注意。事实上，尽管威廉·雷迪、芭芭拉·罗森宛恩和彼得·斯特恩斯是情感史研究当之无愧的主要倡导者，但在美国，情感史的研究更多地是一种个人选项。与此相反，欧洲国家与澳大利亚则出现了很多情感史的研究机构，对情感史进行集体研究。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下设的情感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中心的主任是乌特·弗雷福特，曾发表了有关荣誉感、男子气概和性别的论著。顺便提一下，弗雷福特还组织了2015年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历史中的情感”的主题讨论会。另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卓越研究计划支持下的情感史研究中心，其成员来自澳大利亚各校。另外还有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跨学科情感与感官研究中心和加拿大的中世纪情感研究中心。 不过，环境史和情感史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两者都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和致力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手。《情感史导论》(History of Emotions：An Introduction)(2015)的作者伊彦·普兰普尔出生于德国，在美国接受了教育而现在又任教于伦敦。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对人类的情感研究如何成为了神经科学的重点领域，以及神经科学的这一方面研究又如何影响了历史学家。与此同时，他也提醒读者们注意，情感的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有着关键性的不同。神经科学家通过研究比如脑细胞的活动，希图建立情感行为的普遍模式，而历史学家则倾向于寻找情感的历史性。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虽然认为情感存在于所有人类的历史中，但其在不同时期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93)借用米歇尔·福柯的话来说：“我们相信情感是永恒的，但每一种最高贵抑或最冷静的情绪，都有其历史。”(94) 的确，情感史除了受到社会史的启发之外，它在最近数十年的蓬勃发展，也延续和拓展了新文化史、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潮流。而所有这些新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书写的影响。2012年《美国历史评论》开设了一个有关情感史研究的论坛，大多数参加者都承认历史学在1990年代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有助他们把眼光转到了情感史的方面。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也进行过一个类似的访谈，受访者都相信历史学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个“情感的转向”。(95)彼得·斯特恩斯是其中的一位受访者，他与另一名编者在一本书中称道，情感研究首次关注人的行为的非理性和内在的层面，由此而会指出“历史学的一个新方向”。在这点上，斯特恩斯的观点与芭芭拉·罗森宛恩在2002年的观察，颇为一致。后者在那时指出：“作为一个学术分支，历史学最早研究政治的变迁。尽管社会史和文化史已经开展了有一代之久，但历史研究仍然专注硬邦邦的、理性的东西。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情感是无关重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96) 除了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情感研究也对历史学家提出了更新历史知识传布手段的要求。现代的历史书写中，叙述体最为人推崇，但现在看来似乎无法有效地表现历史人物的情感了。朱莉·利文斯顿(Julie Livingston)是一名非洲史的学者，而非洲的很多关于过去的知识都来自代代相传的口述材料。她承认，“把采访来的材料诉诸文字的时候，内容就被扭曲了，因为其中表演和情感的成分不见了”，这让她十分沮丧。悉尼大学的艾伦·麦道克斯(Alan Maddox)在济南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发表其论文的时候，为观众播放了两首歌曲，希望他们能亲耳感受教会歌曲的旋律变化，听出18世纪教会音乐所包含的“激情”。(97)的确，随着有关过去的知识和对过去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数字化(这也是在中国济南大会上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学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达给读者和观众的时候，也会改变、更新其方法和尝试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果不再将叙述体作为历史书写的唯一形式，他们也许会采用其他更新的交流方式，比如目前出现的“数字化人文”项目所开发的形式。对情感史家而言，这是一个挑战，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世界上所有历史学家的一个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