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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人们反思、评析史学家们的史学活动、史学成果为研究对象；从春秋时期开始，到清朝中叶，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活动经历了两千五六百年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后衔接、上下贯通的七个阶段，以揭示其发生、发展、兴盛、拓展和高峰等阶段性特点；每个阶段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史学批评家，撰写了大量的史学批评著作，创造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和观念，为形成中国史学传统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爬梳并分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中提出的重要问题，阐发它在沟通史学与社会的联系、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及史学理论的积累、生成和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史学批评史上有关的概念、观念作出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可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学科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扎实的文献根据和深刻的理论指导。 关 键 词：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中国古代史学史 史学理论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对象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只有在明确了它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之后，才可能对其学术定位作出某种设想或建议。这就要求我们从什么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谈起。 什么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它是指在中国古代史学上，那些具有批评意识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或其他学人，针对史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既包含着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往往伴随着分歧和异趣，以至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意见、分歧、观点互相讨论、辩难的史学活动、史学现象，我们称之为史学批评。史学批评既不是“挑眼”，也不是“吹捧”，相互间不论是赞同的意见还是不同的意见，重在“发现”并提出问题，对问题的阐说，则启发着时人与后人或加以发扬，或引以为戒，这就是史学批评的产生及其意义。如此这般的一个个史学批评个案的联系，构成了某一时期或某一时代的史学批评史；一个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史，构成了连续不断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这样，研究者可以揭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异同，可以概括某一时期或某一时代史学批评的特点，并以此探索、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进而为提炼出理论问题提供依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从纵向上看，上起先秦的春秋时期，下迄清代中期(1840年以前)。从横向上看，它包括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及各方面学人对史学的批评；涉及的文献亦不限于史部书，经部、子部、集部也在考察范围之内。我们希望在研究中能够发掘一些有关史学批评的新资料和以往较少涉及的知识领域，尤其希望在研究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并作出合理的阐述，从而通过集体的努力，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学科。 那么，怎样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作学科定位呢？第一，从宏观领域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属于“中国历史”一级学科范围，当毋庸置疑。第二，从研究内容与特点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与中国古代史学史关系密切，离开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史学批评中提出的问题及相关的论述，都可能涉及理论上的分析，而脱离了史学理论的史学批评，就会成为没有思想、没有内涵的材料堆砌。有鉴于此，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个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 为了明确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同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撰述之异同，以凸显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性质和特点，我们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概括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面貌及其规律的历史；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上存在于其间的一个最活跃的内部动因即批评与反思，包含批评的意识、批评的思想、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及各方面成果(思想成果和著述成果)。尽管史学批评史同史学史存在密切的关联，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因而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视角不同，撰述的主要内容自亦有所不同。这一联系与区别，是不应有所模糊的。 本书题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而未以“评论史”命名，也是意在突出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视角。记得十几年前，有位记者问我：您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为什么不用“评论”而用“批评”？我一时语塞，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说明自己并不很清楚它们之间有何异同，再说我另有一本论集，书名就叫作《史学与史学评论》。由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本小书受到一些同行尤其中青年朋友的关注，这些年来，研究史学批评的学人逐渐多了起来，似乎用“批评”一词也就习以为常了，因而很少有人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讲，却没有放下这个问题，总想对此作一点探究。其间，也翻阅了几本从理论上讨论学术批评的书，有中国学者写的，也有外国学者著作的中译本，但它们都是立足于文学批评而展开的，有的还是从解释学的视角对文学批评作阐说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讨论多是在西方学术所谓“原生质”的、“科学”的“批评”与“评论”概念基础上展开的。这对我提高理论上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但由于学科的不同，特别是由于文化渊源上的差异，毕竟不能获得原本所需要的借鉴。这就促使我从“传统”中去寻求认识问题的路径。 中国古代学人使用“评论”一词说事，当不晚于魏晋之际。三国魏人王肃所注《孔子家语》中记述孙武这个人有个缺点，“多称人之过，而己评论之”①，因而受到颜回劝告。又《三国志》裴注引王隐《晋书》记：“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②这里说的回避“评论”是对“至慎”的肯定。与此不同的是，王隐《晋书》还有另外的记载：“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汉城阳景王后也。亮直清方，见有不善，必评论之，王公大人望风惮之。”③这里说的敢于“评论”是赞扬之意。这两处说的“评论”，都是指评论时事，评论人之秉性。此外，也有说到评论史书的。如葛洪《抱朴子》记： 而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遽也。④ 这里说的“评论”，即是关于司马迁及其所著《史记》的评论。又如，五代时，刘昫等著《旧唐书》说到唐太宗时重修的《晋书》：“参考诸家，甚为详恰。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奇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⑤ 上述这两则关于史书的评论，前者是肯定的评论，后者是借用时人之语发表了包含负面评价的评论。又有明人郭孔延撰《史通评释》，其序称：“向以己意为之评论，虽未必合作者之意”云云⑥。显然，这是对评论者的评论。 至于中国古代学人使用“批评”一词，至晚见于葛洪所著、邵雍辑佚的《梦林玄解·占梦》：“占曰：梦殊砂，为官爵，为文章，为批评，为银财之本，为血气，为良药。”⑦此处所讲“批评”，没有明确指向，不便妄测。而元代学人是较早从学术的意义上使用“批评”一词的。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总集类》著录有《仇远批评唐百家诗选》一书，其别集类著录《仇远金渊集》六卷⑧。仇远精于诗，时人称为“仇远先生”，《元史·张翥传》记： 翥少时，负其才雋，豪放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屑其意，其父以为忧。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忧，今且易业矣。”乃谢客，闭门读书，昼夜不暂辍，因受业于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东大儒也，其学传于陆九渊氏，翥从之游，道德性命之说，多所研究。未几，留杭，又从仇远先生学。远于诗最高，翥学之，尽得其音律之奥，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已而薄游维扬，居久之，学者及门甚众。⑨ 这一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得知仇远在唐诗研究上的造诣，乃有《批评唐百家诗选》之作，在中国古代学术批评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学人在奏疏与书信中亦往往使用“批评”一词。如：魏允贞《条陈救弊四事乞赐采纳以弘治道疏》中有这样的话：“分别式样，以授主司，圈点批评，列置卷首，后先及第，海内士人，无不愤叹。”⑩这是反映了明朝科举考试的弊端。李贽的《寄答留都》写道：“前与杨太史书亦有批评，倘一一寄去，乃足见兄与彼相处之厚也。”(11)徐芳的《与高自山》一文更有这样轻松的话语：“诗文传阅，取笑批评，烂如圈点，互相诒炫。”(12)由此可知，在明代的公私文件中，多有“批评”一词的使用。 综观上述事例，可以认为，大约在1700年前，中国学人已将“评论”和“批评”的概念置于不同学术领域之中，以表述和阐说各自的学术见解，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表现。这种现象在元明以下显得更加广泛。由于前人在使用“评论”和“批评”一词时，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故难得从实质上划清二者的界限。但中国学人有重视字义和慎于遣词造句的传统(13)，由此仍可略知“评论”和“批评”的一点区别：“评论”是评量和议论，意在对事物作出适当的评价；“批评”则兼有批露和评论之意，包含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具有鲜明的反思意识。 在获知古代学人对“评论”和“批评”有更明确的定义或阐述前，姑作此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