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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大势与主要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大势是怎样的？其间有哪些主要问题是需要展开讨论的？这是本书需要明确的问题。 这里讲的“发展大势”，上起先秦春秋时期，下迄清代中期(1840年前)，约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根据我们的理解和撰述工作的需要，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可以划分为七个阶段。由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特点，这七个阶段是前后衔接的，上下贯通的，同时又各具特点。 第一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孔子评晋国史官董狐以及孟子和《左传》评《春秋》，揭开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序幕。此后，史家修养和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春秋》的评论与继承、发展，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批评，先后产生了《史记》、《汉书》两部宏伟著作。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开端的最重要的标志。同时，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而对各类历史文献作出评论，分别写出了《别录》和《七略》，为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撰述作了资料上的准备。东汉末年，汉献帝认为纪传体《汉书》繁冗难读，由是荀悦乃有编年体《汉纪》之作，从而为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画上句号。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良史，书法不隐和史书三要素论(事、文、义)，以及“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论，以及立典五志论(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等。 第二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史学多途发展的学术背景下，学术思想的活跃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关于《史记》《汉书》的批评，开这一时期史学批评之先河，同时反映出了与前一时期史学批评的衔接；关于《三国志》的批评，则表明时人对它的关注。有关上述三部“正史”的批评，对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史学家们关于“史例”及国史“条例”的讨论，推动了有关史书编撰形式的评论。其中，关于史书编著的起元问题的讨论，可谓时代特点使然，对后世多有启发。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史书内容和史家修养的各种批评意见，构成这时期史学批评的主要部分。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在总结此前史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可视为一篇史学批评史论纲，堪为中国史学批评初步发展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是：信史，烦省，评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及由立典五志演变而来的书契五善论(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和注史四旨论(以补其阙、以备异闻、以惩其妄、有所论辩)等。 第三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隋唐时期)。唐初关注对以往众家晋史与南北朝时期所撰正史的批评，反映了在政治统一局面下历史撰述的新的要求，由此奠定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宏大气势。《隋书·经籍志》史部对十三类历代史书的评论，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最早的和最全面的总结；其史部大序对史官职责的表述，反映了史家对历史撰述的高度重视。关于“史才三长”学说的提出与“良史”观念发展，增进了人们对史学主体的认识；关于治学宗旨的讨论，凸显了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关于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在这个时期的《史记》注、《汉书》注和《后汉书》注中，均有所发挥。以上这几个方面，均可视为史学批评深入发展的表现。而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标志性成果，则是刘知幾的《史通》一书。这部“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14)的书，是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的史学理论著作。它的重要性可用一句话概括，这就是刘知幾同时代人徐坚说的：“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15)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直书、曲笔、鉴识、探赜、疑古、惑经，史学功用论、史才三长论(才、学、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论、史官辨职论、编年纪传论、师古与随时(稽古与随时)论、行状不实论等。 第四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兴盛(五代两宋时期)。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旧唐书》面世，至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撰成刊行后，围绕两《唐书》、两《五代史》的修撰、比较而展开的史学批评，受到学人的关注。而《资治通鉴》的撰成则直接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不论是司马光的自述，还是宋神宗的评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通鉴》学”勃然兴起，朱熹、杨万里的相关评论又昭示了新的史书体裁即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郑樵、李焘的史学批评，前者上承司马迁，后者接续司马光，进一步丰富了史学之“通”的观念。《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及各门小序，对史学的由来、社会功用、史官职责、作史原则、撰述流程中的种种情况等作了概括和评论，显示了类书中蕴含的史学批评思想，凸显出“史学事业”的新观念。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称“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这是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之学术批评思想积累以至形成的艰辛历程。欧阳修不理会他人对其爱好金石学的嘲讽，坚持《集古录》的研究和撰述。而赵明诚《金石录·序》进而申言：“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具有“考其异同”的作用。赵明诚夫人李清照在此书后序中写道：此书“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16)综上，类书、目录书和金石之学中包含的史学批评，是这时期史学批评的几个特点。宋代学人撰写了大量的史料笔记，其中多有自觉的补史意识和史学批评思想，是这时期史学批评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文学之士关注史学，通观其所批评，往往得失两存，但有胜于无，重在分析和判断。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公正、议论、记注、疏谬、不实、非才、会通，以及信史论、史家源起论、良史“四足”论(明、道、智、文)、纪事本末论、史法论、作史三原则论(事实、褒贬、文采)等。 第五阶段：民族史学与史学批评(辽夏金元时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起成为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地理条件、历史环境、文明进程的差别，各民族史学的发展迟速不一。由于文字的困难和文献的不足，我们对民族史学尚缺乏较深入的研究。本卷凭藉汉文的有关记载，试图在民族史学与史学批评领域作初步的研究，俾使这时期的史学批评占有其应有的位置。应当强调的是，这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批评既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各民族的文化基础。民族史学在史学思想、史学批评意识方面，或许在针对性上和具体表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中国史学上的经典文献、著名史家以及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等，都是民族史学发展中的评论对象。《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记：辽兴宗“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17)这里自然包含萧韩家奴对这些历史著作的评论。同书《列女传》记：“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18)《通历》是中唐晚期史家马总所撰的一部简明的编年体通史，常哥读而又能“品藻”，说明有深刻的认识。《金史·世宗本纪中》记：“上谓宰臣曰：‘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19)同书《世宗本纪下》记：“上谓宰臣曰：‘朕近读《汉书》，见光武所为，人有所难能者。……此其度量盖将大有为者也，其他庸主岂可及哉。’”(20)这里所记当指范晔《后汉书》所叙史事。金世宗对《资治通鉴》《后汉书》的评论当不止于此。《元史·仁宗本纪一》记：元武宗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刊行，赐臣下。”(21)这个评论虽有些夸张，但表明了元武宗对此书的重视。又，《元史·察罕传》记元仁宗同察罕有这样一段对话： 帝尝问张良何如人，对曰：“佐高帝，兴汉，功成身退，贤者也。”又问狄仁杰，对曰：“当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贤相也。”因诵范仲淹所撰碑词甚熟。帝叹息良久曰：“察罕博学如此邪。”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22) 上文举出的几个实例，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思想的真实存在，同时也反映了与民族史学相关联的记述中史学批评思想的真实存在。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观念是：“史笔天下之大信”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斑斑可考者，以有史”论、“事”与“道”关系论、文献论、“理”(义理、事理、文理)“情”(人情)评判标准论、心术为修史之本论等。 第六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拓展与前景(明时期)。这时期的史学批评，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诏修《元史》，至明末朱明镐《史纠》面世，贯穿了整个明朝的历史。关于前朝正史的修撰与评论，由《元史》上溯元修三史、两《五代史》、两《唐书》，直至《史记》，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之连续性的特点。关于修撰本朝史过程中的评论，既表明时人对史学认识的深入，也表明存在各种歧见。随着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辩证思维在史学批评领域也有突出的表现，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可谓经典之论。关于刘知幾《史通》的研究和评论在这时期形成第一个高潮，而相关专书的问世，凸显了批评之批评的活力。与此相关的是多种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专书涌现出来，以及对有关概念的讨论等等。以上这几个方面，不仅可以使人们看到明代史学批评的开拓、进展，同时也可以使人们看到以往被长期忽略的一个积极的史学倾向：明代学人对理论的兴趣。正是这几个方面，使人们看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前景。 在明代编的目录书中，用“批评”一词冠以书名者并不是偶然现象，如《批评后汉书》《批评自警编》(23)，前者是批评史书，后者应是就自我修养而作。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朝末年，学人在书名上冠以“批评”一词的现象更为普遍。据崇祯刻本张溥所著《历代史论一编四卷二编十卷》，二编目录附《正雅堂古今书目》所载，冠以“批评”一词的书名有： 批评二十一史全部(嗣出) 批评仪礼经传集解 批评礼书乐书 批评文献通考 批评通志略 批评杜氏通典 此外，还有用“批论”一词的，如： 谭友夏批论庄子 再者，也有用“评选”一词的，如： 周介生先生评选丁丑大题自携(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丁丑小题宝持(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丁丑名家宝持(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皇明历科小题(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皇明历科程墨(嗣后) 孙孟机吴扶九两先生评选易参(即出) 七录斋评选皇明易会(嗣后) 七录斋评选易会四编(嗣后)(24) 这好像是一则古今书籍刊刻面世的预告，其书名后注有“即出”字样者，表示近期即可面世；“嗣出”则表示将陆续面世，其未注明者当是已经面世的著作。从内容上看，这可能是适应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参考书。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这些在书名上带有“批评”字样的书，在《明史·艺文志》中少有著录。尽管如此，这则预告表明，至迟在晚明至明末，学人在治学与撰述中，在书名上冠以“批评”一词，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人恣”与“蔽真”、“人臆”与“失真”、“人谀”与“溢真”，史权，平心，公议，公实，笔正，历史评价无是非论，“经史一物”论，“六经皆史”论，评史著四旨(据、实、慎、忠)论，史家修养五要素论(才、学、识、公心、直笔)，“务成昔美，毋薄前修”论等。 第七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逐步走向它的发展的高峰(清时期，1840年前)。不论从成果上看，还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看，这都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集大成时期。开一代学术风气的顾炎武，为有清一代的史学批评确定了新的起点；章学诚继续阐述“六经皆史”的观念，进一步打开了人们从史学的视角评论经书的思路；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把《史通》研究推至新的高峰，在史学批评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这时期的考史名家各具风采：有的高擎“商榷”的旗帜，显露出批评的锋芒；有的则于平静和严谨的考史中，轻轻拂去前人著作中的讹误的“灰尘”，为的是显示出这些著作的“真”与“美”；有的则在考史和批评中，显露出历史理性精神，给治史者诸多启发。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以“史德”论补充刘知幾“史才三长”说，以“心术”论提醒治史者对历史的解释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史意”同“史法”相对待，强调思想的重要；以“撰述”、“记注”分史学两大“宗门”，表明“圆神”、“方智”各有所长；以“通史家风”阐发中国史学“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以“别识心裁”推重创新精神等等，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多方面成就等等。这时期，政论家、史论家、文章家和诗人龚自珍，已站在通向近代历史之路的门槛，他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5)的庄严启示，可视为对中国古代史学成就及其功能最中肯的评论。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概念和观念主要有：史德、史释、释通、通史家风、别识心裁、记注与撰述、史法与史意、尊史，以及“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论、“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论等。 中国古代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为中国史学批评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存在又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也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积累提供了思想遗产。中国史学就是在这种互动中不断开辟新的发展前景。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不同阶段上都会提出一些问题，而有些问题也可能是具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阐说，我们视为横向上的会通。在许多问题中，下面这几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史学批评作为一种史学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刘知幾《史通·鉴识》篇认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26)，这着眼于批评的主体而言，说明不同的批评者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论。《史通·探赜》篇又说：“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分，或以是非相乱。”(27)这着眼于批评的客体而言，说明事物本身是复杂的，批评者面对复杂的事物而难得确定取舍而作出是非判断。其《曲笔》篇同样着眼于主体，讲的是另外一些原因，主要指为史者的史风不正以至心术不正；其《采撰》篇同样着眼于客体，讲的也是另外一些原因，即“异辞疑事”本是客观存在。当然，不论着眼于主体的分析，还是着眼于客体的分析，或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这是史学批评研究者必须关注的；同样，对史学批评者的批评，也不能不顾及到这些复杂的因素。 第二，怎样看待和分析史学批评主体提出问题的主要根源？如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及其《史记》，是否出自政治的根源？唐太宗批评众家晋史，是否出自社会的根源？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批评南北朝所修三部正史，是否出自历史的根源？刘知幾撰《史通》，把以往史学作为批评对象，是否出自学术的根源？柳宗元的《非国语》，是否出自思想的根源？这些原因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史学批评研究者不能不考虑到并予以深究的。 第三，怎样看待史学批评的成果及其思想的社会意义、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这是认识史学批评的本质所在，是史学批评史研究者需要运用自身的研究所得加以说明的。举例说来，自东汉以后，人们对司马迁《史记》的评论，如何影响到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史记》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产生了何等重要作用？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阐释，史学批评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历史上的“《汉书》学”、“《通鉴》学”及许多史学名著的批评史，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广泛的意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研究，要努力发掘和阐说这方面的成果和意义。 第四，怎样看待史学批评中出现的偏颇？如班彪、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28)。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接受《北齐书·魏收传》的说法，认为魏收的《魏书》“世薄其书，号为‘秽史’”(29)，直至章学诚亦承此说。郑樵在力倡“会通之义”时，极力贬低断代为史，以至斥责班固是“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3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批评司马迁破坏了古之“史法”，“古史学止于此矣”(31)。吴缜《新唐书纠谬》是为名作，其序文具有理论上的建树，但序文中批评《新唐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修书之初，其失有八”(32)等，似有言过其实之嫌。张岱批评明代史学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3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批评李延寿“学浅识陋”，所撰《南史》《北史》“疵病百出，不可胜言”，又说李延寿是“自谓于旧锦机中织出新花样”(34)。王鸣盛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字批评杜佑所撰《通典》，认为：《通典》“既以刘秩为蓝本，乃自序中只字不提，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以佑之笔力，撰集非难，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则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又说：杜佑“所云‘辄肆荒虚，诚为億度’者，佑每有蹈之”(35)，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批评，从今天的学术观点看来，是否有偏颇以至错误之处？如有，则不仅需要指出错在哪里，还要指出何以会出现偏颇以至错误的。这就是说，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把主观的、客观的原因都考察明白，这样的史学批评史才近于史学发展的真实，才具有学术上的价值，才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存在的问题不止于此，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是我们要多加关注的，并力图给以清晰的阐说和中肯的评论。我们在研究和撰述中，还会遇到其他的问题，均须根据本课题的宗旨和本书撰写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庶可作出合理的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