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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 在本书的撰述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探索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为中国史学批评史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知识上和理论上的积累。 首先，是如何对待中国史学遗产问题，这是首要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是讲的中国史学批评史，其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素材、内容、概念体系自亦建立在中国史学遗产的基础之上。早在80年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指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61)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写下的这段话，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重温这段话时，更加深刻地领会到毛泽东思想的高瞻远瞩和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念。从毛泽东的上述论点来看，重视史学遗产的研究，应是中国史学批评史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第一个层面，没有这个层面的研究，则上述建构云云，说得严重一点，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其次，从史学遗产研究中揭示出或提炼出与相关学科密切联系的概念和观念，是建构该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指出： ……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62)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认识的科学的、精辟的论说。我们的先人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从人的认识发展规律来看，他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一些概念和观念，而后人则可根据这些概念和观念并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考察这些概念和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些概念和观念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面貌的。 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63)从史学批评史的视角来看，这一记载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一是“良史”，一是“书法不隐”。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很大影响。但是，人们对这两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却讨论得不多，以致产生了种种歧义：有的观点认为，孔子只是表彰董狐“书法不隐”，并未称赞赵盾；有的观点认为，赵盾本是杀死晋灵公的幕后指挥与同党，不应受到赞扬；还有的观点认为，赵盾的罪名不论其“越境”与否，都是免不了的，《左传》这种记载表明《左传》作者见识的低下(64)。笔者甚至还曾见过一篇未刊稿，认为董狐是在曲笔记载史事，因为赵盾并未“弑君”。上述诸多歧见的出现，多是因为没有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时代及其特点作出考察，而是就事论事。其实，只要把这一事件放到它所处的春秋时期加以考察，董狐、赵盾、孔子的言行，都可迎刃而解，而这个“刃”就是“礼”。“礼”是当时的社会伦理准则，在“礼”的笼罩之下，董狐反驳赵盾的话是合于“礼”的，孔子赞扬董狐“书法不隐”也是合于“礼”的，孔子惋惜赵盾“为法受恶”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维护“礼”的。总之，把《左传》的这一记载置于当时历史条件下来看，自然是合理的。准此，则对于孔子提出的“良史”和“书法无隐”这两个概念就应作历史的看待。这从后人对司马迁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有关概念内涵的变化。《汉书·司马迁传》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5)这里说的“良史”，包含了多种因素，已不同于“礼”笼罩下的“良史”；这里说的“其文直，其事核”等等，也不同于“礼”笼罩下“书法无隐”所记载的史事。 然而，问题在于，上述概念在古人那里往往是模糊的，如《周书·柳虬传》记史官柳虬上疏写道：“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66)又如刘知幾《史通·直书》篇写道：“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67)文中还有“征诸直词”、“务在审实”等说法。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柳虬还是刘知幾，对于“董狐书法”或“书法不隐”与“直笔于朝”或“征诸直词”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上述事例表明，概念和观念是重要的，但只有考察清楚它们产生于或应用于一定时代的史学研究与社会条件时，才能显示出其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艰难的工程，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 再次，对史学批评史上有关的概念、观念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使之建构成合理的体系(68)。为此，要努力做好两件事。 第一，研究和阐述有关概念、观念提出的社会条件与历史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9)如上所述，对于相同概念、观念应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其内涵往往有所不同，故必须研究、阐述清楚，使之有可能进入相关的概念或观念体系。对于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提出的概念或观念，自应作同样的研究和阐述，并关注此概念或观念与彼概念或观念的关系，以丰富概念或观念的体系构成。 第二，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的认识发展规律和基本原理，重点考察中国史学批评史上那些具有某种合理因素的概念、观念，作出合理的解释，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前述刘知幾引用前人的观点用以评论史书，指出：“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毕书，斯为实录。”(70)这是包含了朴素辩证思想的观念。又如杜佑在评论前人的有关争论时，强调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认为那是“强为之说”的做法(71)。这是包含了历史地看待历史的思想，可以看作朴素的历史主义观念。再如章学诚在讲到历史撰述如何处理“天”与“人”的关系时，这样写道：“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72)这可以看作是怎样处理历史撰述中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而其核心是尽可能反映客观(尽其天)又尽可能不加入人的主观(不益以人)；同时章学诚又指出，尽管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只要努力这样去做，也可以说是懂得著述的要求了。只有做到这种程度，才可称为史德。章学诚的这个观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历史撰述中的主、客体关系。 上述事例，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也都可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给予合理的阐述，使其融入到当今的史学研究而获得新的生命力。 准此，如果我们在上述几个层面用大气力，下大工夫，并不断取得成就，即是为创新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应当着重说明的是，概念和观念固然是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我们在认识、解说、运用它们的时候，应当用学科发展的历史以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加以说明，而不是用它们来说明学科发展的历史以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样，就可避免一种理论上的错误，即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73)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史记》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不合于体例，即意在历史应当适应于体例，而不是体例应当适应于历史，就是类似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同时，我们还应当关注恩格斯提出的如下这一观点，即：“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与现实相符合。”(74)这里，恩格斯说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可以作为参考。如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信史”、“实录”这样的概念，它们反映了中国史学求真的优良传统，但若以此为依据，认为“信史”绝无错误，“实录”绝无不实之处，这就过于绝对了；反之，如若发现“信史”也有错误记载、“实录”也有不妥之处，就认为无“信史”、“实录”可言，这就走向历史虚无主义了。可见，对于类似这样的概念，应持有合理的认识和批判。总之，学科话语体系建构，既要大胆探索，又必须谨慎地推进。 关于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现在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认识水平，自也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我们现在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它的深刻的意义和重要价值，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发掘、梳理和阐述。一方面我们在研究中要注意从宏观把握史学批评的大势和发展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于个案的分析判断。这样可以使全局同局部相联系、宏观与微观相联系，庶几写出一部比较深入的中国史学批评史。 2017年8月初稿 2018年6月改定 [作者附记]本文系作者主编并即将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导论。 注释： ①王肃著：《孔子家语》，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0页。 ②陈寿：《三国志》，卷一八，《魏书·李通传》裴注引王隐《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6页。又见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与上略同，杨勇校笺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页。 ③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杨勇校笺本，第18页。 ④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明本》，王明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版，第184页。 ⑤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63页。 ⑥郭孔延：《史通评释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⑦葛洪：《梦林玄解》，卷一二，《文墨·五色颜料》，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64册，宋邵雍纂辑，明陈士元增删，明何栋如重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⑧参见《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425、8435页。 ⑨宋濂等：《元史》，卷一八六，《张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84页。 ⑩参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三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95页。 (11)见《李贽集》，第1卷，《焚书一增补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 (12)参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一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30页。 (13)如杜佑自谓：“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义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通典》，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67页)《说文解字》：“论，议也。”段注：“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者谓之论。”凡此，均可参考。 (14)刘知幾：《史通》，卷一○，《自叙》，浦起龙通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15)刘昫等：《旧唐书》，一○二，《刘子玄传》，第3171页。 (16)赵明诚：《金石录》，金文明校证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1页。 (17)脱脱等：《辽史》，卷一○三，《文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50页。 (18)脱脱等：《辽史》，卷一○七，《列女传》，第1472页。 (19)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5页。 (20)脱脱等：《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第202页。 (21)宋濂等：《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36页。 (22)宋濂等：《元史》，卷一三七，《察罕传》，第3311页。 (23)参见祁承  ：《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郑诚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373页。(24)张溥：《历代史论一编四卷二编十卷》，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第289-142、289-143页。 (2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辑，《尊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81页。 (26)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189页。 (27)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194页。 (28)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2738页。 (29)刘知幾：《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第339页。 (30)郑樵：《通志总序》，见郑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页。 (3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一，《史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4页。 (32)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33)张岱：《石匱书自序》，《琅嬛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页。 (3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三，“新唐书过誉南北史”条；卷六八，“并合个贷每一家聚为一传”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30、814页。 (3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杜佑作通典”条，第1329、1330页。 (36)毛泽东：《致吴晗》(1948年11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37)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8日前后)，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38)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39)列宁：《论民族自觉权》，见《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40)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第81页。 (41)刘知幾：《史通》，卷一四，《惑经》，浦起龙通释，第374页。 (4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8-279页。 (4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说林》，叶瑛注本，第347页。 (44)参见《论语》，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4页。 (45)班固：《汉书》，卷一○○，《叙传》，第4271页。 (46)沈约：《宋书》，卷六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30页。 (47)(48)萧统编：《文选》，李善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86-707页。 (49)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 (5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 (51)参见瞿林东：《白寿彝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页。 (5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第3171页。 (5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69-4670页。 (5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三二，《刘知幾传》，第4542页。 (55)柳宗元：《非国语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46页。 (56)脱脱等：《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叶真《是国语》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58页。 (57)苏轼：《与江惇礼秀才》，见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卷五六，《与江惇礼五首》之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4页。 (58)脱脱等：《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附虞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82页。 (59)黄瑜：《双槐岁钞》，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2页。 (60)侯外庐：《柳宗元哲学选集·序》，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版，书首。 (6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62)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 (63)《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2-663页。 (64)参见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51-154页。 (65)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66)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681页。 (67)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本，第179、180页。 (68)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2016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6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70)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本，第374页。 (71)参见杜佑：《通典》，卷三一，《职官十三·王侯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0页自注。 (7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本，第220页。 (7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3页。 (74)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