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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一)认可商业社会功用 明代一些士大夫明确表达了对商人、商业社会价值的肯定，较早如明中前期学者胡居仁称：“农工商贾，皆有用处，皆有益于世。如农之耕天下赖其养，工之技天下赖其器用，商虽末，亦要他通货财。”[8]卷5，古今第五，p63他声明农工商贾俱有益世用，比之“老释”“俗儒”更为社会倚赖。嘉靖时人林希元又表示“通商惠工则财用足”[9]卷7，贺朱平川节判擢知高明县序，p581，兴商利民实为地方官职责所在。当时海瑞也说：“今之为民者五，曰士、农、工、商、军。士以明道，军以卫国，农以生九谷，工以利器用，商贾通焉而资于天下。”[10]下编，杂记类·乐耕亭记，p488他认为众民各有其功，惟身不履职任事的游惰之辈才为君子不齿。时人张瀚同样提出，“四方之货，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善为国者，令有无相济，农末适均”[11]卷4，百工纪，p77-78。万历初，《崇邑蔡侯去思亭记》写道：“世日降而民日众，风日开而用日繁，必有无相通，而民用有所资，匪商能坐致乎……廛法不兼行，使商悦而愿藏其市，此恤商之道可见矣。”[12]卷6，官师志·名宦，p750由此可见，商贸流通对于社会民生的重要性既已与日俱增，因而蔡知县主张商民无分，一体同恤。由上述意见可知，从发展和实用眼光看，工商本同农业相资互济，自有其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关键在政府善加操持引导；商人尽管居末，然仍该受到平等对待，况以足国裕民的实际效益论，他们的贡献反在俗儒陋士之上。 明中叶以来，儒学世俗化趋势日渐明显，而商品经济关系的扩散，又推进社会层级弱化及流动性的增强。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开始从“尽心”视角出发看待四民职业并经商治生问题，使商人事业展现出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心学”大儒王守仁就讲：“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13]卷25，外集七·节庵方公墓表，p941如其所言，士农工商虽表面习业不同，但终究能被裨益“生人之道”的要义统合；四民分工起自个人材力不同，无妨于尽心行道，各业殊途同归，原无本质差别。他还强调，正因人心不古，好利失义，遂致世间浸染歆士荣宦之风，其人名为士宦，然浮辞惑众，较农工商贾之所从事，不逮远甚。 王守仁以尽心济世为则，不按职业区别人之高下，他这种四民“异业同道”的观念在当世即赢得共鸣。嘉靖初，李梦阳于所撰王文显墓志铭中记述其训示子侄：“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14]卷46，明故王文显墓志铭，p420王文显早年弃儒就贾，此经历或说明其本身便与士阶层关系较近，而他不但由商肇家，且能站在士商相通互识高度理解义利之辨，仍属难得。士商“异术同心”虽是出自李梦阳的转述，不过其本人应不反对，只是他也许更看重只有在“利以义制”的规范下，身处“财货之场”的商贾才可修成“高明之行”。 另外，王门后学也不乏有人就此发论。如王畿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诵书博习，农以立穑务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贸迁有无。人人各安其分……而道在其中。”[15]卷7，书太平九龙会籍，p172邹守益又谓：“自公卿至于农工商贾，异业而同学……世恒訾商为利，将公卿尽义耶?苟志于义，何往而非舜?如以利也，何往而非跖?”[16]卷15，示诸生九条，p728言之侃侃，由是亦见这一思想影响深远。 (二)承认治生之需 除了在“尽心”的形上层面给商人正名外，出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考虑，“治生”可否被当成从学问道必要前提的话题也常常引起明代士人们的讨论，而经商作为维持生计的一个现实有效方式则在这场争辩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如明末清初学者陈确讲学问之道：“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确尝以读书治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17]文集卷5，学者以治生为本论，p158他清楚阐明学者以志学为本、治生为先的观点，重申读书治生本相统一，弗能为此或偏执一方都不可谓之真学，且学者治生非欲苟求荣名，自顾私利，要在体道达用，由此进至修齐治平。 陈确在此还提及应如何恰当把握元儒许衡的“治生”之说，表示体其言者或不能领会真意。许衡号鲁斋，他对治生的见解引发了后世学人广泛论辩。诟病者如王夫之斥其巧贼而“窃附君子”，“日狎于金帛货贿盈虚子母之筹量，则耳为之聩，目为之荧，心为之奔，气为之荡”[18]卷14，哀帝，p372。这种指责是针对儒士过分殖产、专意兴利立论的。另外，王守仁曰：“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19]237可见，治生在学问之内，亦是问学求道之一工夫，王守仁并非全然抵制士人治生，而是要求他们不该将之当作首务。与此类似，同时人吕楠被问及“商可为否”时亦云：“商亦无害。但学者不当自为之……不然，父母、妻子之养何所取给!”[20]卷27，礼部北所语第三十五，p277 事实上，许衡的初衷原为讲明士子首先在生活上须有一定经济来源保证，然后才可更好进学修养：“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21]卷13，附录后，p327-328他提倡儒者治生乃为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并非力主黩货蓄财，旁求嗜利，此中抉择关键仍在“处之不失义理”。在这层涵义上，治生和治学间互有容通，二者不完全构成对立关系。即如嘉靖时人薛应旂表示，许衡本意在“人之自食其力而不逐逐于欲也”[22]卷9，治生录序，p319。又高拱不以治生为非：“非义无为也，非力无食也……无贪心也，是为治生之道，非货殖求富之谓也。”[23]1166-1167时人方弘静说：“许鲁斋言学者以治生为先，阳明非之，以为大误人，余谓阳明误矣。圣人未尝教人不治生也……因天因地，量入为出，有国有家者，未有能废者也。”[24]卷7，子评三，p213骆问礼亦以许衡之言为“真切平允议论”，指出“若一概以颜渊屡空、子贡货殖为劝诫，则终身窒碍，无以自存”[25]卷56，续羊枣集九·治生，p665。明末学者刘宗周也持相近看法：“许鲁斋尝云‘为学以治生为本’，此言出，甚为世所讥议。后人当善会其意，知非教人谋利也。”[26]卷下，p246其学生张履祥同样道：“贫士无田，不仕无禄，复欲讳言治生，以为谋道是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能治生则能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廉耻可立，礼义可行。”[27]卷39，备忘一，p1043只要运持有方，治生既无碍求学，不废礼义，又能使学者保持独立之品格志向。 这样看来，后人纠结于治生先后之分，难免将许衡言辞做过度诠释，不过无论怎样解读，明中期后士大夫们对经商治生亦是安身立命之业的认知已渐趋达成共识。海瑞即称“学以养生为本”更贴近人生社会实际，然“借口养生为富积计则谬”，且“商贾佣工，场圃夫脚，嗣往兴来，莫非王道”[10]下编，书牍类·复欧阳柏庵掌科，p442-443。万历时人李光缙兼顾“世风”“世业”，认为贾业通于世务，益于世道：“天下无清士，则世风坏。天下无贾人，则世业衰。两者并存于天地间……或振民行，或治民生，缺一不可。”[28]卷17，处士旋锐吴长公暨配氏墓志铭，p840同时人钟惺更由《史记·货殖列传》悟出货殖“足国生财，自有利道、教诲、整齐之理”，乃“从学问世故中淹透出来”，与治身治国“不分作二事”[29]卷23，货殖，p419。冯应京也着眼于治生，认同商贾百工的阜国济民之效：“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用，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30]卷2，岁令二·授时，p596 而治家上同治国，从当时一些家训格言里，也可体察到士人对商贾职业所持态度。如何伦言：“男子要以治生为急，于农商工贾之间，务执一业。”[31]卷2，p33许相卿道：“农桑本务，商贾末业，书画医卜，皆可食力资身。”[32]5张永明又云士农工商“皆人生之本业，苟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33]卷5，家训·力本业，p383。再庞尚鹏说：“士农工商，各居一艺……量力勉图，各审所尚，皆存乎其人耳。”[34]端好尚，p10姚舜牧也讲：“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外此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免于祸患。”[35]5李光缙为族谱作序亦谓：“他人谱讳言贫，余不讳言贫；亦耻言贾，余不耻言贾……人世起家，自读书下，用贫求富，而仁义附，诚莫如贾。”[28]卷6，〈儒林李氏族谱〉序，p233自是观之，这些士人虽大致仍把读书习儒当成人生努力的方向，但同时又都强调个体于世间生活中自食其力、持产固志的重要性，进而以通融豁达的择业观念认可经商治生惠及公私的必要价值。作为明代士商关系变化的表现，这一看法也日益得到社会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