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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农本”及对奔竞求利世风的戒防 (一)重视“农本”以均平赋役 从以上论述可知，明代士大夫大体认可商业通财裕国的价值功用，且能够在践行社会“公义”的景深下正视商人的道德事功。不过毕竟商人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其广泛流动又给政府管理带来不便，甚至导致人心浮躁与奢俗滋蔓，故而本于确保生产、稳固秩序及实施教化考虑，彼时士大夫依然注重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基础和首要地位。这样，适当调节农商两业关系，防止商业过分膨胀侵夺农利并警惕社会竞财邀利之风的肆行，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明前期理财能臣周忱尝言，治民之道在“禁惰游以一其志，劝耕稼以敦其业”，由是“赋役可均，而国用可足”[52]卷22，王周二公疏·与行在户部诸公书，p173。然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农商矛盾不时显现。正、嘉时人林希元即云：“今天下之民，农桑失业……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农民盖无几也。”[9]卷2，王政附言疏，p458何良俊也表示“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时黎庶乐农，家给人足，近来却税增役重，民皆徙业，“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53]卷13，史九，p111-112。弃本趋末、废农就贾的后果，诚如张瀚所讲：“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末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二者相去径庭矣。”[11]卷4，百工纪，p77无论由赋役繁剧还是奢习充斥使然，在这些士大夫看来，农业人口锐减确已对国家统治根基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他们倾向于主张把商业纳入助益国计民生的合理管控轨道，以期平衡农商结构。这一协调并进之意胡居仁就早有阐述：“天下之衣食，尽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将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货财有无，其余尽驱之于农。既尽生财之道，又免坐食之费，四海必将殷富矣。”[8]卷5，古今第五，p65至于明中叶以降实施的均徭条编改革，其间本末冲突依旧存在。嘉靖时何瑭议曰：“计田土以当差役，既非古法，又非国法……差役出于户丁，士农工商之家，除例该优免外，其余户丁，盖未有不当差者也。今止令取于耗米，则是士工商贾之差，农独代当之矣，是岂均平之道哉?”[54]卷8，均徭私论，p584-585以田计差初衷本为平担赋役，但各地实情不一，难能一概而论。复如山东地区，时人葛守礼也认为推行条编实乃“宽富累贫”之法，以往“逐末之人，亦出有分”，现今两税杂派，“通加于地，则只勒力本者耳”[52]卷278，葛端肃公文集·与沈对阳方岳论赋役，p2948。赋役不均，农苦科敛，尽使田土委弃，趋商者众。嘉靖末给事中周诗有鉴于此，还曾提出征税“不必专主田粮而重算丁力，稍取办于商贾工艺不耕而食之夫”[55]卷545，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p8804。万历时给事中光懋言：“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并之于地，而丁力反不与焉。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丧乐生之心。”[56]卷58，万历五年正月辛亥，p1338时又有于慎行评道：“陆贽论两税之弊曰：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两税之法，即今之条鞭，条鞭以地产为率而不计其赀，故农困而商宽，与陆公所陈，大略相似。”[57]卷12，赋币，p137-138如此就农商关系论，在商品货币经济浪潮冲击下，与其说明代士大夫径直贬斥商贾品贱位卑，倒不如说他们于重视“农本”基础上，更强调赋役公平与民生足用，故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维系二者适均发展，防止商人不当牟利、逃避税责而伤本损农。 (二)警惕与批判嗜利风习 面对明中叶后士人蓄财擅利及世间竞相奢靡风习的泛行，当时士大夫多表达了批评意见，他们基于儒家固有的伦理价值观对社会和自身可能发生的商业化变异保持了应有警惕。嘉靖时人何良俊称：“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太史公所谓利令智昏，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53]卷34，正俗一，p312-313万历《上元县志》也议及嘉靖以降士习浇漓，人才凋零：“弘正间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嘉靖间，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至迩年来，则大异矣……故论人才于畴昔，殆有不可胜纪者，乃今则寥寥矣，宁不为司世道者之忧乎?”[58]卷10，人物志二，p37再以吴中风俗言之：“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59]苏州备录上·常熟县，p468这样，世风向利，习俗移人，商业关系泛漫所及，不仅“民且不自知，其习于浮而风斯下”[60]卷1，舆地志·风俗，p23，就连“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61]4，终不免陷入末世流弊。 “利者岂独奇赢十一之谓，即功名富贵皆利也”[62]卷3，送王爱南南归序，p624，利字当头，其时整个社会都对金钱财货展开了疯狂追求。正、嘉时人黄省曾这样描述“金钱之神”：“苟其行也，则市猾之子遴为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荐书，污掊之令举之清途，乱纪之官布之近右，滔天之罪转为良吉。”[63]卷21，语苑·拟诗外传六十一章，p693海瑞也尝感叹“财帛世界，今不如昔”，即便读书人亦“出没于声色货利之场，不得不已；奔走于富贵利达之际，老死不休”[10]下编，赠序类·赠蒙生德范还遗金序，p343。更有一些士大夫提出，正是受此诱惑，明代社会及士人自身的堕落异化已势所难挽。当时学者吕楠即称：“自弘治末年以来，媚师以势教，鄙师以利教……夫惟以势为教也，士固有青衿居而奔竞心者矣，夫惟以利为教也，士固有诗书诵而金帛志者矣。”[64]卷3，送李新安序，p550再唐顺之言古今劝善之道迥异，遂使人情惮于仁义，“虽督之弗率”，竞乎利达，“虽牵之弗止”[65]卷12，薛翁八十寿序，p353。由是斯风愈演愈烈，甚至到了“朝堂为市”的地步。[66]如此看来，明代商品关系的迅速扩展在放大社会经济自由的同时，也带来拜金主义盛行的消极影响。处身其间而不为俗弊所染的士大夫对之一再抵制并提出批评，以期养固儒者本性，补救世道人心，透显出他们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群体的强烈责任感和理性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