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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义利之辨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明代士大夫围绕经商治生的议论其实均从不同侧面重申了义在利先、利不害义的理念，他们在以义统合利、以义约束利的共识下，彼此对士商关系的看法并无严重分歧。如弘、正时人康海褒誉商人张通“性惮厚利，而仅取足”，其人自言：“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36]卷37，明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公墓志铭，p415除此服贾营生意在知足致用外，还有一些士大夫主张，在以尽心行义作为理想人生修养与追求的原初目标面前，士商地位关系本是相对平等的；商人不仅可以和士人一样拥有践行仁心义举的道德自觉，且他们为之付出的种种努力也应得到实至名归的评价。正、嘉时人韩邦奇对此便有深刻阐发：“古之人惟求得其本心，初不拘于形迹。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必清浊，皆在义利之间耳……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他强调义利之间不以外在诵习为学或货殖为贾做实质分别，二者不拘形迹，取决本心；商人知义，遂可缘利取义，士人好利，即能因利坏义，由兹一念生发，达于世用，则高下自判。其所记西河子赵瓘正是以贡生入贾途，明敏阔略，起家不赀，墓表最后叹曰：“汉司马迁氏作《史记》述《货殖》，详子贡事而深崇之，是非喻于利也，存鲁之业在是矣。使西河子得郡邑而治之廉，鲁之业岂多让哉?”[37]卷7，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p447此就求义之心观之，士商无论何所去从，自有功业显见。不宁唯是，万历时人顾宪成在《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里又确切表达了义利相离不如相合的识见：“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为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38]卷17，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p196在其笔下，墓主持家孝悌勤俭，居乡秉公行善，可谓同以道义自命的士人并无二致。复如明末清初学者唐甄，尝业牙市中，当有人以“近利”劝其“舍此而更图为生之计”时，他即予回应：“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39]上篇下，食难，p87-88唐甄并未徘徊于义利是非之前无所适从，而是在双方事理互通的更深层面化解内心紧张。与同时代一些士人一样，他还解释，经商虽身非得已，但也是力求人格独立的谋生之径：“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39]上篇下，养重，p91体味斯言，或可感受到其已从商贾职业的正当性中获得些许释然。 此外，这一义利和合会同的观念在清代康熙末年北京仙城会馆创建碑记中尚有更加详尽透彻的阐释。其中云：“人知利之为利，而不知义之为利；人知利其利，而不知利自有义，而义未尝不利……惟有斯馆，则先一其利而利同，利同则义洽……是为利而利得也，以是为义，而义得也。夫是之谓以义为利，而更无不利也……而义于是乎无涯，而利于是乎无涯。”[40]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p16同乡商人各自营利，是为谋利，而洽同会一，是为笃义。讲求利中有义，以义为利，进而由义取利，利义相彰，这也反映了明清以来商业伦理发展态势中的积极面相。 (二)“公义”维度下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在重义轻利、缘义取利、义利通合等理念逐渐成为明代士商共同价值取向的文化语境下，商人若明于义利之辨，修身慕学，乐善树德，那么他们所呈现的精神素养和举止表现一定程度上俨然可同士人等量齐观。如万历时人江文选以贾兴家，“慎言行，敦朴俭，广施予”，且“无事闭户，坐问书史”，故方承训誉其“未习儒经术，讲理道，而生平恂恂，若儒者气度”[41]卷33，江处士传，p221。同样，缪昌期也力赞舍儒就贾的程事心施济乡族，劝励风俗：“使一邑之中，得如程翁者数辈为乡三老……锲薄讹伪之习，其亦可以少衰止也。”[42]卷4，故光禄丞敬一程翁墓表，p459期待之高，似一般士人已难企及。 当然，明代士大夫中也时闻针对商贾的批判之声。李梦阳就曾讲贾术奸巧深恶，残心戕物，“故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者，非卫欲喜生之道也”[14]卷59，贾论，p538。此外，张瀚极称商贾与时俯仰，低昂材货，但他表示这实是“智能之小也”，且明言“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11]卷4，商贾纪，p80对世人挟诈逞智、驰骛奔竞之态给予揭露批判。而比照上文两人就四民职业所论，此处前后意见似有冲突。同样，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又云：“民之生也，莫重于粟；故劝相其民以务本而遂其生者，莫重于农。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18]卷14，孝武帝，p380他虽指出商侵农利的弊端，不过还是能从另一侧面肯认富商大贾“通有无”“司国命”为提供社会救济的作用[43]。可见，前述诸人对商贾的评价多少存在反差，这是讨论明代士商关系时需要注意的情况，同时也揭示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不难看出，他们无论认同还是批评，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即商人能否在增益国用、改善民生乃至充实社会正气的“公义”事业上发挥出积极作用。 这样，明代士大夫将传统儒学义利之辨做基本价值评判标准，观照当时国家借助商业通财鬻货所获实效，及众多士民以之治养身家的现实境况，由此权衡利弊得失，考量商人群体的道德与事功。如万历时人许国认为：“自古倜傥闳伟之士，往往寄迹烟尘阛阓间”，此中“积箸平准与均天下国家，其智一也”，即便为商，亦可“内之起家立名，外之辅义济物”[44]卷2，一源程翁七十寿序，p367。李光缙则强调贾道斗捷权变，“大用之富其国，小用之饶其家”，是“贾中有贤人”[28]卷3，寓西兄伯寿叙，p120，并提倡把聚富之能与仁义之行贯通起来，“有陶朱、倚顿之能，而又有邹鲁曾史之行，斯足多也”[28]卷16，大邑宾例授训导芹山江公暨配懿肃洪孺人墓志铭，p806。又明末清初人王猷定表示商贾无负国家，饶裕者“聚贫困之黎民，给其衣食，转粟流输，以应上之所求”，他们周乏赈匮，释财资世，以故“国之仰赖于商，其重如此”[45]卷6，寿武城方君六十序，p529。 再就士商关系言，嘉靖时人庞尚鹏认为四民有教无类，工商之子亦能上达至贤，“非工商不可以为士，亦教与不教，学与不学之异耳”[46]卷2，比例建学养育人才以励风教疏，p138-139。换个角度看，万历时人赵南星又提出，士人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然若沉湎利欲，徇私忘公，“不以天下国家为事而反害之，是三民之不若也”，而如“人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则天下治矣”[47]卷10，贺李汝立应乡举序，p265。如此一来，读书人若认定仕途庸碌难以实现自己经世抱负，亦确有毅然放弃举业转而入商者。如明末武城方君“见朝廷多事，士大夫之拘守文艺者，居官以私奉养”，于是“发愤废书，去而为贾……欲得当以报国”[45]卷6，寿武城方君六十序，p528。以至入清后，更有士人虑及社会环境的变迁，涌生出“士贱于商”或“士亡既久”的喟叹。归庄曾以“今之世，士之贱也甚”，劝勉商人严舜工“宜专力于商，而戒子弟勿为士”[48]卷6，传砚斋记，p360。徐芳也指出今天下士人唯利是求，早已名存实亡，商人则“饶给万物而不言功，疏瀹四方之积滞而不见德”，足谓“商固未尝非利也，而商之利则固未悖于义者也”[49]卷1，三民论下，p30。 以上表明，以社会“公义”为衡量尺度，明代士大夫越发重视商人的品格情操及其裨益民生世用的切实贡献。他们多有人主张，士农工商俱为本业，好修勉行皆可称贤，由此商人的道德事功不仅可同士人比肩，甚至个别佼佼者的某些表现比一般士人更为卓异出色。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在一些士大夫眼中，从治国理财、经世致用的现实成效讲，个别商人的智识才能非但不逊士人，反而因职业关系更易发挥所长。如嘉、万时人张四维在《送秦州三守凤原裴君理储姑臧序》里写到，边地钱谷出纳，任责最难，然正因凤原裴君来自盐商世家，“习于其事而后善于其职”，不仅“实塞阜国，通财丰利”，且可“使以赋政临民”。他一并希望其能以克弘先业之心，化家于国：“今奉天子之职，以专国计一方，则亦念国家所以设是职而委任焉……以心于国，则公家之利，将万亿不赀。”[50]卷23，送秦州三守凤原裴君理储姑藏序，p647前文提到的景南倪公，顾宪成于其墓志开篇亦云：“富而好礼，可与褆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与泽物，顾人之用之何如耳……国家得若人而用之，必有裨于会计，即不然而一乡有若人，可备一乡缓急，一方有若人，可备一方缓急。”[38]卷17，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p193 同样，万历时人吴士奇在其作商人序状内以钦佩口吻赞曰：“余每笑儒者龌龊，不善治生，一旦握符，莫知纵横。习儒而旁通于贾，异日为政，计然、桑孔之筹，岂顾问哉?”[51]卷6，艺文志上·从父黄谷公六十序，p354其中，光禄公吴时佐输财于国，吴彦先济困于乡，他由是联系时政，强调商贾精擅筹算，人才难得，并申明理财官员须通积著之理，善度支之务：“今天下之需财尤甚，弘羊、卜式之世，范蠡由国而家，光禄其移家为国，庶几以不利为利乎?”[51]卷6，艺文志上·光禄兄六十序，p356“今天下方窘于度支，使得胜算于彦先其人者，握筹量出入，何至公私皆困?”[51]卷6，艺文志下·明处士彦先吴公行状，p390再时人王守玺行贾至江阴平宁沙，垦辟兴殖，择田授民，复请命官府，编立里甲，驯暴安良，当地遂成乐壤。缪昌期对此期许：“天下盛言屯利莫举行者……使得君数十辈，散处塞下，何忧军寔哉……卒以益国赋，佐缓急，县令倚之如左右手。”[42]卷5，仰峰王君传，p473王猷定也述及鹿谷崔君转贸四方，审知贵贱，度量出入，可称当世豪杰：“桑弘羊一贾人子耳……当汉疲耗之后而经营灌输，置平准于京师。刘晏干吏也，以区区十五国之赋，而供度支不乏。使天下诚得君才一二辈用之，何宏羊、刘晏之足云?”[45]卷3，送鹿谷崔君归晋序，p501除以智识干才为国所需外，甚有士大夫指出，在士商间可达成共通一致价值观念前提下，成功商贾已然拥厚资取素封，此时若荣膺一命，显获一职，必能为国尽忠效力。张四维即直言“仕贾无异道，顾人之择术何如耳。”他勉励入赀受职的盐商展玉泉说：“贾求利者也，苟弗以利毁行，则如展氏世其业，人益多之。仕利人者也，而于此兴贩心焉，市道又岂远哉……如推世守沧鹾之心以从政焉，必不苟矣。”[50]卷23，送展玉泉序，p653-654周东原产殖业丰，且于地方颇具影响，其得任驿丞后，张四维又赠言：“今之仕者，或以名从，或以利赴……周君非以禄仕而甘此职，济以恭勤，将且任繁剧，历郡邑以大溥厥施，而不废君臣之义者，此其发轫矣。”[50]卷23，贺周东原序，p652-653由此可见，明代巨商富民凭依资财德行，他们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正受到士大夫愈来愈多的关注，士商关系越加密切，双方融合趋势亦见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