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人类学的个体转向 在如上背景下，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近年来的相关论述值得关注。首先是他在《民族研究》连续刊发的“主体民族志”系列文章，继而是最近陆续出版的“对蹠人”系列民族志专著。这些论述目标明确，力图通过“三重主体”式的新民族志叙事，回应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再度陷入的“对话性文本”困境，从而以中间道路化解由科学民族志引发的“表述的危机”。这些论述聚焦于民族志的不同表述，涉及如何重新界定人类学及其书写意义。在笔者看来，朱炳祥从民族志角度提出的“自我的解释”，开拓了人类学写作的多重意义。其中的重点在于聚焦个体、自我表述和多维叙事。 所谓“聚焦个体”是指人类学观察与书写从群体转向个人。这种转向十分重要。或许是受以科学理性为前提、偏重描写“异文化”的民族志类型误导，人类学家向世人提供的作品差不多全是画面模糊的文化“群像”，不但聚焦模糊，个人消失，更几乎看不见具体鲜活的心灵呈现。因此，无论《萨摩亚人的成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还是《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考察报告》，其中呈现的都只有被叫作萨摩亚人、航海者、赫哲族和苗族的抽象整体和模糊群像。此类人类学的写作主旨，正如《努尔人》一书副标题坦诚的那样，重点在于描述某一特定“人群”及其关联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12)这种样式的描写把人类学引向只关注抽象的“社会”和“文化”，结果如巴黎十大人类学教授皮耶特(Albert Piette)批评的那样：使人类学丧失了人。(13) 面对这种状况，朱炳祥教授呼吁人类学的研究要转向聚焦个人，强调人类学写作的当是“人类志”“人志”而不该只是“民族志”，因而主张“不是通过个体来研究‘社会’，而是通过个体来研究‘人’”。(14)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但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将ethnography由“民族志”改译为“文化志”“社会志”或“人志”，而在于是否要从仅关注中观群体的民族志陷阱中走出来，回归联通个人与人类两端的人类学整体。(15) 结合全球一体的学术演变来看，国内人类学的个体转向并不突兀。当代法国人类学家尝试运用“真实的小模式”聚焦独立个人，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跟随式地观察”一个对象，强调要在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外构建关注个体的“人本人类学”。在德国，勇于创新的学者则与相关机构合作，组建了可随意阅读的日记档案馆(Deutsches Tagebucharchiv)，将所收藏超过三千名德语圈市民的日记向大众开放，期待更多的读者光临，通过日记“了解‘大家的历史’，甚至可以看到自己”。(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