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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民族志表述范式的建构 回过头来，就算承认人类学写作的自我转向标志着人类学写作的重大突破，也不等于说只用简单地把对象转到个体、再进入自我叙事就万事大吉。转向只是起点，真正的开端乃在创建新表述范式。以往的经典民族志聚焦作为群的社会和文化，它们之所以能获得局部的阶段性成功，在于其后面支撑着一套对社会及文化的理论认知，也就是被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波亚士(Franz Boas)直到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格尔兹等不断界定的文化意涵及其诸多类型。通过他们的界定，民族志作者知道在描写社会和文化时，当注重从亲属制度、经济生产直到语言习俗、信仰体系或“意义之网”的呈现与功能。 朱炳祥的《自我的解释》呼吁把对象由他群转向自我，相当于将“民族志”转变成了“个体志”与“自我志”，若用英语表述，不妨写为personography及autobiography。这样的转向意义重大，但前提是不得不完成与传统民族志同样的对象界定，也就是须针对新对象做出新阐释，回答新的叙事究竟要“志什么”，即：何为个体？其与社会的“群”有什么关联？“自我”是谁？包括何样的内涵、特征？而后解答“如何志”问题，即阐发人类学叙事文体的特定意涵：什么样的书写才称得上自我之“志”？日记、自传、回忆录、口述史是否都可列入其中？若否，理由是什么？如能，标准何在？这些问题，也是整体人类学建构与反思中的重要问题。 可见，“自我志”的登场，价值和难度同在，意味着创建人类学对于个体与自我的认知内涵、分析手段及其关涉的整套话语，由此才可进入以志及“我”，继而将我入“志”。为了进一步理解“自我志”的表述，这里援引一下费孝通个案。在人类学从群体社会到个人自我的转向上，费孝通做过生动而深刻的阐发。他联系自己的学术经历，以个人、群体与社会的关联为基点，把其思想分成前后两段。1994年，年过八十的费孝通梳理学术生涯，认为自己前半期深受功能主义的“社会实体”论影响，片面相信个人不过是社会的载体而已，无足轻重，从而陷入“只见社会不见人”歧途；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亲历“文革”痛定思痛后，他深切觉察到个人与社会并不相容的冲突面向。费孝通以自我的经历总结说： 这个“个人”固然外表上按着社会指定他的行为模式行动：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是还出现了一个行为上看不见的而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做出各种十分复杂的行动上的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自杀了事。(23) 由此，费孝通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我”，也体悟出新的人生与学理结论： 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24) 费孝通聚焦于威权社会与不合群的自我，由此展示了意涵丰富的“双重个体”，即外表上(不得不)按社会指定行事的“他”与在内心保持反抗社会的“我”。此个体的双重性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实验室”——“文革”是突出的类型之一，一方面受社会实体营造的集体表象压制和遮蔽，另一方面体现出“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通过费孝通的表述，可以见到个体由生物人和社会人两个层面组成，自我是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体”，其特征主要有如下方面：其一，对于社会而言，“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其二，社会可以限制个人却泯灭不了自我；其三，自我不只是社会细胞，更是具有独立思想和感情的行为主体，社会实体的演进离不开个人的主观作用，也就是离不开具有能动性的自我主体；其四，自我难以摆脱具有超生物巨大能量之社会实体的掌控甚至同化，同时也会在本性力量驱使下抵制社会、反抗社会。 为了加深对个体“自我”蕴含的复合多面理解，费孝通援引了弗洛伊德的“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学说。他解释说： id就是兽性，ego是个两面派，即一面要克己复礼地做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人，一面又是满身难受地想越狱当逃犯。Super ego就是顶在头上，不得不服从的社会规定的身份。(25) 基于弗洛伊德学说，费孝通对“自我”的作用作了概定，即帮助个体在神兽之间寻找“一个心安理得做人的办法”，也就是回到潘光旦以“中和位育”倡导的“新人文思想”。潘光旦秉持以人为中心的学术立场，强调“社会生活从每一个人出发，也以每一个人作归宿”，(26)继而把儒学传统中的“位育”与“中和”联系起来，解释为“二事间的一个协调”，认为“位育是一切有机与超有机物体的企求”，强调“世间没有能把环境完全征服的物体，也没有完全迁就环境的物体，所以结果总是一个协调，不过彼此的让步的境地有大小罢了”。(27)由此可见，秉承本土传统同时兼容了西方学说的费孝通把“自我”界定为能动的意识及行为主体，亦即内外整合的“位育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