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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体原则”——中东欧地区民族“问题化”的开端 “族体”概念在很长时间内都停留在民间、学界，该术语的政治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外溢与传播则起源于欧洲几个强权国家，尤其是奥地利、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宣传和推动。 作为政治宣传口号，“族体原则”最初由奥地利政府在1848-1849年提出。此前(19世纪上半叶)，已经出现了塞尔维亚人民、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斗争和匈牙利人民、捷克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解放斗争。中东欧地区各族人民此起彼伏的解放运动，使奥地利政府认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已经来临。于是，奥地利打着“族体原则”口号，借助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霍尔瓦提人和瓦拉几亚人等人民来反对马扎尔人和德国人。 几年后，该原则得到了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的青睐，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主要外交政策，服务于帝国对波兰、意大利等地区的干涉和领土吞并活动。出于相同的领土扩张目的，沙皇俄国也利用这个原则扩大沙皇在巴尔干以及中欧各斯拉夫民族中的影响。 在对外宣传中，“族体原则”的内涵通常被解释为以下两点：首先还是那句著名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第二是整个欧洲应该在族体的基础上重组，如此才能实现和平。⑩于是在奥地利、法国、沙俄三个强权帝国的宣传煽动下，“族体原则”的宣示逐渐向东推进，与仍处于封建农奴制和民族奴役双重压迫下的东欧民族运动似乎形成了呼应之势，成了许多民族运动领导者想象和改造东欧政治空间布局的主要方式。这股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被后来的民族问题研究者总结为“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学说，“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11) 然而与民族主义的理论学说相比，真实世界中的民族(族体)问题要复杂得多。作为奥地利、法国、沙俄的对外政策理念，“族体原则”完全不触及这些挑起问题的强权国家本身，它们也从不用“族体”来指称自身内部的差异文化群体，尽管这些群体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这几个国家而言，“族体”的指向是外国而非本国，目的是外国领土而非解放那里的人民。 这几个国家之所以可以利用“族体原则”对外施加影响，是因为它们到19世纪中期均崛起为实力相对雄厚、领土野心膨胀的反动政权。早在第一帝国时期(1799-1815年)，拿破仑一世就曾以“解放各族人民”之名，行对外侵略之实。但是拿破仑一世在滑铁卢一战惨败后，第一帝国征服的大片领土，迅速成了沙俄等反法同盟国瓜分的对象。领土瓜分会议史称“维也纳会议”，断断续续地于1814-1815年期间召开，法国波旁王朝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欧洲各封建君主国(土耳其除外)以恢复正统王朝的名义，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这次会议对此后欧洲政治历史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通过这次会议，沙俄成了最大的赢家和欧洲事务的主要操控者。“在欧洲大陆上，他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听他使唤。法国波旁王朝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回报。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复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而不只是归功于威灵顿的胜利，因为后者的胜利永远也不可能推翻法兰西帝国。”(12)沙俄由此成为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封建势力的堡垒，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 其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波兰再度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这一事件让波兰的独立问题显得异常关键，“因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全欧意义，在欧洲革命中起了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这是由波兰的历史地位和地理、战略地位所决定的。为了打击欧洲革命的主要敌人——沙皇俄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俄国内部发起攻击，但是在19世纪40-60年代，当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趋于高涨的时候，俄国国内还没有革命运动。这样，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成为从内部打击沙皇帝国的主要力量。”(13)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波兰问题的论述尤其丰富的主要原因。 第三，从1815年起，法国沦为欧洲弱势国家，直到拿破仑三世建立帝国(1852年)前，外交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这为日后拿破仑三世实行积极外交政策(以“族体原则”的名义)以及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主张奠定了国内的民意基础。拿破仑三世提出“族体原则”后，沙俄很快给予响应并与之结为同盟。 因此，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尤其有利于俄国，导致其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政局中扮演着最为核心的角色。就像恩格斯指出的，“只有当俄国局势发生变化，使得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在国内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14) 总的来说，民族与族体概念在19世纪经历了产生发展并得到政治应用的过程。在拿破仑一世入侵德意志的背景下，民族观念曾一度体现着那一阶段的法兰西文化霸权，为了反抗这种压迫，德意志文人发明了族裔民族和族体概念，对法式民族观念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在中东欧地区，族体更适合用来指代这里的差异文化群体，“族体原则”成了那几个霸权国家施加对外影响力的杠杆。正是在欧洲少数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中东欧地区族体意识逐渐被唤醒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回应和思考有关民族和族体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