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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翰詹大考始末及阶段性变化特点 清代翰詹大考始于顺治十年(1653年)，终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其中一般的满、汉翰詹大考31次(乾隆五十三年的御试八旗翰詹官员未计入)。此外，同一年份的不同翰詹大考，还曾有“教习清书翰林大考”“满洲外班翰林大考”“御试八旗翰詹官员”和旗人“翻译翰詹大考”等，共21次，总计则共有52次。 翰詹大考经过了创始、正规、不断调整等多次变化。以下将目前见于记载的清代全部52次翰詹大考的综合情况，列表2如下，以便将不同情况对比，见其变化。本节内容主要据此表2内容作阐述、分析，所举数字、比例，皆据表中所记数字计算得出。     表2所据史料，主要是顺治、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朝的《清实录》，及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53～1055，《翰林院·考试·大考一、大考二、大考三》《皇朝词林典故》，谈迁《北游录·纪闻下》，不再做注释出处。其中顺治十二年大考，为宋秉仁《清初馆选、散馆与大考》一文揭示，特志。 表中专用语说明如下。1.内升，指在翰林院、詹事府内升职。2.降调，专指在翰林院、詹事府内降职而调用。3.改，指改任外职，其中改“部属”，指改用六部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另外，表中未作奖惩叙述者，不作其人数说明，均为不奖不惩，照旧供职。 顺治十年开始的大考，就有两种，首先是二月份举行的“大考教习清书翰林”，是考试教习学清书(满文)庶吉士的翰林官，并作奖惩，其中有侍读升侍讲学士，及编修、检讨分别升詹事府之坊官中允、赞善者。有的予以勉励，另外范正脉等5人属于降罚，顺治帝谕：这几人“理应调外，念伊等曾入词林数内，姑著调六部用”。(17)四月，又大考翰詹，而且范围较广，除了翰林院(当时与内三院合置)、詹事府的翰林外，还包括内三院的学士以下、吏部礼部之侍郎以下翰林出身者。这次大考，将“兼翰林衔侍郎及学士以下各官，御笔亲定去留，命留原衙门者，照旧供职”。另选拔少詹事(正四品)以下、检讨(从七品)以上之优等者，“俱从优外转……与司道等缺”，(18)也即升用为布政使(从二品)、按察使(正三品)、道员(从三品至正五品不等)等官。如侍读王炳昆，升为江西督粮道(从三品)。赞善李培真，升为江南扬州道(正四品)。左中允王一骥，升为湖广湖南道(正四品)。编修张弘俊，升为湖广武昌道(从四品)。侍讲韦成贤，升为江南督粮道(从三品)。谕德张尔素，升为江南江宁道(从三品)。中允傅维鳞，升为山东东昌道(正四品)。编修张道湜，升为湖广荆南道(从四品)。 顺治十二年大考翰詹，又选拔多人充任地方司、道。如詹事府詹事陈爌，任山东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内弘文院侍读学士王无咎，任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内国史院侍读学士杨思圣，任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内弘文院侍读蓝润，任福建督粮道。詹事府中允王舜年，任山西冀宁道。内国史院编修范周，任霸州兵备道。内弘文院编修马叶曾，任岢岚兵备道。内国史院检讨邓旭，任洮岷道。 顺治十五年的大考翰詹，仍主要是选拔优者外任地方官，如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吴正治，升为江西省南昌道。司经局洗马范廷元，升为江南之江宁督粮道。 顺治年间大考教习清书翰林之外的翰詹翰林，被考者主要是汉人，选拔其优秀者升用地方官，是这一时期大考的显著特点，其原因是清初地方统治需用汉人及八旗汉军旗人(即入旗汉人)的官吏较多，因而将汉人翰林官直接选用地方，遂有以上所举顺治十年、十二年、十五年的几次选拔翰詹为地方司、道官。这与当时将大批科举选拔的八旗汉军旗人充任州县官，是出于同一原因，如顺治六年，就曾将八旗汉军旗人取为贡士之300多人，全部任用为知县或知州。(19)从考试的内容来看，顺治十年、十二年、十五年的这几次翰詹大考，也主要是论、表、疏(章奏)等，考察翰林官们在国家大政、时局、政务方面的见解，侧重于实用，而不像后来的大考还有文学方面的赋、诗。 康熙年间共举行5次大考(康熙三十三年两月所考作2次)，而“小范围的考试屡见于史料记载”。(20)其“大考”的间隔时间无规律，康熙十八年(1679年)始举行，此后间隔6年，再以后间隔9年、21年。其中康熙三十三年考两次，先一次之大考，参加者较广，自“内阁学士以下及由翰林院改补卿寺者皆与试”。(21)这5次翰詹大考，从总体看，与乾隆以后相比，参加考试人员与顺治时期一样，范围较广，商衍鎏谓：“顺、康时，吏、礼二部侍郎及内阁学士、詹事府詹事，亦须与编检等同考”，乾隆二年以后，二、三品之翰林免考。(22)另外，康熙时期的翰詹大考多为奖掖，或升职，或赏物。明确的惩罚仅见一次，为康熙五十四年大考，休致者24人。再有，康熙年间的翰詹大考偏重于文学水平方面，每次皆有赋或诗，或二者兼有，而有不考论、疏之时。 雍正年间未举行。(23) 乾隆以后，翰詹大考正规化。主要表现是：1.被考人员固定：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詹事府少詹事、庶子、洗马、谕德(至乾隆十四年，此官彻底裁撤)、中允、赞善。2.间隔时间大致固定，基本连续举行；3.考试成绩划分几个等次(一至四等，及最低的不入等)，区别对待，每次都有奖有惩，以发挥其激励作用；4.为防止阅卷官评判等次时营私舞弊，自乾隆二十八年大考，实行试卷弥封制度。5.将满洲外班翰林、旗人翻译翰詹也纳入大考，还曾考试八旗翰詹出身官员。与考人数较多，最少也六七十人，有近一半的年份是100多人，主要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以后。 其间由于出现某些问题，因而又多次作措施上的调整变化。 乾隆至咸丰朝，是举行次数较多，间隔时间大致固定、基本连续举行的时期。共大考20次，若将11次满洲外班翰林大考、2次翻译翰詹大考也计入，则共33次。间隔时间，除乾隆三十三年至五十年间隔17年(因当时需用翰林官们纂修《四库全书》(24))外，多间隔4年至6年，个别年次有间隔7年或9年者。间隔17年后的乾隆五十年那次大考，人数较多，接近以前2次大考的人数。 乾隆朝，惩罚的人数较多、比例大，力度也较大，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受处罚者，一般每次为二三十人、三四十人，占全部与考人数的比例，多数年份超过40%(列三等有不作惩罚者)，较多的乾隆十七年接近一半，为49%，最多的乾隆八年，受惩罚的为71人，占71%。另外，自乾隆二十八年，开始增加最次的“不入等”，至乾隆五十六年，每次都有列入“不入等”的，少者1人，多者4人，凡列入这一等次者，均革职，是最严厉的惩罚。 自乾隆五十六年大考开始，减小惩罚比例，这当是对以前惩罚过于严厉的纠偏。做法是将列为四等的人数从以前的十几人或几十人减少为几人，至光绪朝最后一次大考，列入四等者最多为7人，少则1人。另一方面增加三等的人数，列为三等者，因不作全部处罚，只是在形式上列入较低等次，从而使总处罚人数的比例降低，比较明显的是嘉庆十七年以后，这一年，列入三等者74人，被罚者25人，若加上列四等4人、不入等1人的共5人，总共30人，占全部与考130人的23%，不到1/4了。自道光四年大考之后，不入等的惩罚也减轻，这一年，不入等者4人，均不再革职，而是一人降职，由编修降改为内阁中书(从七品)，另3人休致。 另一方面，则增加奖励者。自嘉庆朝开始，二等的人数及比例较以前增加，是此后大考的特点。以前，列二等者，每次为几人、十几人，乾隆五十年虽列二等36人，但因间隔时间较长，与考人数几为以前的2倍，为124人，二等者占29%。以后的五十六年大考，仍仅11人列二等，占全部与考96人的11%。而嘉庆三年大考，列二等虽21人，但占总人数69人的比例则为30%，以后，无论人数还是比例，都不断增加，嘉庆八年大考，二等30人，占总考人数的40%。十七年为36%。此后，列为二等的比例，总在40%左右，人数则多为40～60人之间，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而奖励力度，则不断减小。以前，列入二等者全部升职，只是比起列一等者有待缺者，嘉庆二十三年后，则全部记名待缺，自道光四年起，又不再全部奖为升职，而是将一部分人仅以赏物品(主要是绸缎衣料)作奖励了。 同治以后，翰詹大考不常举行，见于记载的只有3次，同治五年(1866年)一次，光绪元年、二十年两次。虽然次数少，但出现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或数据。如，自咸丰年间增加的旗人翻译翰詹大考，因属专业考试，汉人翰林无法与之相比，因而同治、光绪年间的3次翻译翰詹大考，没有最次的四等，奖赏者也多于处罚者。光绪朝的两次一般大考，是清代翰詹大考与考人数最多的两个年份，尤其是光绪二十年，是唯一一次超过200人的大考，还有，这一年大考所列的二等77人、三等123人，也是清代大考之最，这些数字之多，与以前多年未举行大考、翰林人数积压较多也有一定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