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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翰詹大考的几点总结 清朝统治者对翰林院为主的翰林这一全国顶级的文人群体格外重视，自康熙中期以后，就逐渐形成选择最高层级文官大学士、尚书侍郎中文化素质较高者，兼任翰林院长官——掌院学士。至乾隆十五年，又将翰林院升为从二品衙门，显著高于明代的正五品。在官场上，同品级甚至稍低品级的翰林官，也高于其他衙署的官员。(25)而对翰詹实行大考，也是这种重视的体现之一，翰林院、詹事府自设立以来，唯清朝实行对其翰林不断进行严格考核，以奖惩进行激励，除了防止翰林人多升转壅滞而致懈怠的原因外，也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高层级文职官之储备人才——翰林官素质之保障的重视。 翰詹大考等级的评判，带有突出的严格性、严厉性。这也是翰林官们惧怕大考的主要原因。翰林官们往往因错字、格式有误甚至字体不佳而被惩罚。编修何桂馨，道光四年“翰詹大考，以诗中错字，列下等，改授中书”，(26)由正七品降为从八品。编修李国杞，道光十三年大考，考卷中将《马援讨交阯论》“误书‘阯’作‘趾’，列四等，罚俸二年”。(27)晚清官员薛福成也曾对此评述：“翰詹清班骤闻大考，懔懔焉，惟恐小楷、试帖偶襮其瑕，非特不能迁转，而罢黜且随之。”(28)严厉性主要体现在乾隆朝列入三、四等而惩罚的人较多。乾隆五十六年以后虽然列入惩罚者减少，但只要列有劣等、有惩罚，就不可能解除翰林们的惧怕心理，更何况评判之严格依旧，以致道光二十三年时，被通知大考的曾国藩等人仍是惶恐不安。 大考评判既然严格、严厉，评判优劣而实行奖惩，翰林官们惧怕，就会促使其重视专业文化的温习，最起码不能列入劣等、被处罚，因而大考对于制止翰林群体因人员日久壅滞而产生的怠惰性，保障其文化素质，是应该有督促作用的。乾隆初期，这种懈怠现象仍很严重，乾隆帝曾说“颇闻翰詹诸臣，率从事于诗酒博弈，而四库五车，鲜有能究心者”。(29)随之于乾隆八年的大考，一次就处罚71人，而此后没有再出现像乾隆初那样严重的现象，应与翰林们惧怕大考的严厉惩罚而怠惰现象有所减轻有关。 大考实行优胜劣汰，优者晋升，劣者清出翰林机构，对于缓解翰林之壅滞、选用其中的优秀人才也有作用。科举及选取庶吉士为翰林，定期不断举行，不断增加的翰林——编修、检讨，人数多于升迁调补者，以致形成递进性积压。康熙以后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康熙后期，翰林院积压的仅编修、检讨就近200人。(30)人多壅滞，补缺缓慢，翰林们仅以某些文史闲职长期待在翰林院，难免兴趣索然，乃至有不少人告假家居。康熙五十三年，皇帝上谕中说：“近见翰林等官告假者甚多，三分中已去其二”，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奉康熙帝之命，上报商议后的解决办法是：此后“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教习进士并科道官员，有告病回籍者，悉令休致”，康熙帝同意。(31)次年的翰詹大考，一次就休致20多人，很可能就是出于上述原因。此后，每次将一些劣者休致、降调、降改，便空出一些官缺，使其他翰林得以补缺。以乾嘉时计，每次大考降职、休致者，少者十几人，多者四十几人，二三十人时居多，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额。其降改为翰、詹以外机构的六部“部属”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中书、笔帖式、知县等，则腾出的空缺对于缓解翰林机构翰林的壅滞意义更大，因而乾隆五十年上谕：“嗣后翰詹等官，凡遇考试应行降补者，俱著对品以部属补用。”(32) 评为优等者升迁，也空出一些官缺，使其他人得以补缺。评优中，评为一等者较少，评为二等者相对较多，总体而言人数较少，少于被处罚者。尽管人少，而且多为“内升”，即在翰林院、詹事府系统的翰林官中升转，但由于也空出一些较低品级的翰林官缺，使较低品级的翰林官编修、检讨之评优者得以晋升，由于编修、检讨是最低品级翰林官，每次庶吉士“散馆”考试，都会有一部分人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积压人数也最多，所以对缓解这一翰林阶层的积压尤其有益。邸永君注意到，每次翰詹大考，成绩好列为一等第一名者，编修所占比例极大，列二等前列者，也多为编、检，(33)这也就更体现了大考对这一翰林阶层积压之缓解的意义了。 总之，大考之奖惩，无论升职、降职，也无论内、外升调，都会一定程度上缓解翰林群体人多升调少的矛盾，使这一壅滞的翰林群体出现流动性而不断被激活。 大考升职者，升迁的力度也较大。不少人由此破格晋升，如康熙二十三年大考，陆葇由从六品的赞善升为正三品的内阁学士(后改从二品)。乾隆八年大考，一等的王会汾、裘曰修，二等的万承苍，都是由正七品编修升从四品的侍读学士。乾隆十三年大考，一等齐召南由从四品侍读学士升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编修李因培、王际华升侍讲学士，二等之编修国柱，升正五品洗马。乾隆十七年大考，一等之编修汪廷玙升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窦光鼐升内阁学士，二等之陈兆仑由从七品检讨升从四品侍读学士。吴宝恕，同治十年授编修，3年后的“光绪元年大考翰詹，名列第一，超擢翰林院侍读学士”。(34)如此破格擢升者，每次大考都有，不备举。名学者钱大昕，则是经历两次大考，两次升迁，乾隆二十三年大考由编修升赞善，此后又升侍读，二十八年大考，又由侍读升侍讲学士。有的翰林官，则是因大考被皇帝赏识而仕途平步青云，如陈大受，乾隆元年授编修，次年大考，乾隆帝亲试翰詹官于乾清宫，陈大受“特以文被知遇，名在第一，即改官侍读，九月迁为学士，凡四阅月，自学士四迁至吏部侍郎”，乾隆四年授安徽巡抚，十五年至两广总督。(35)季芝昌，道光十三年、十九年两次大考，第一次由编修升侍读，第二次由侍读升少詹事，后至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擢闽浙总督，时人誉之“由探花不出廿年，内参密勿、外任封圻，实由两次大考前列所致”。(36)由于这并非个别现象，所以还有如此评论：“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37)自清中期以后的职官晋升，一般情况下严格循规蹈矩，按资排序，遴选升职者，同一品下的同一级之间都要比其他条件，而翰詹大考晋职者不次擢升，虽然划为一、二等而升职者人数较少，但对于待缺升迁的翰林而言，增加了如此优渥机会，无疑也有较大激励作用。 翰詹大考的惩罚虽然严厉，但毕竟不属于因行政错误、营私贪渎而被降职、罢官的惩处，更何况有的只是因为微小失误被列入四等而惩罚。因而其被降职也只是暂时官职的降低，并非因劣行污点而影响以后再升职，所以从性质上而言，又带有惩戒性。也正因此，在惩罚后，有时又有减轻、复职等措施。这种做法，主要出现在惩罚较严厉的乾隆时期。乾隆八年大考一个月以后又覆试，其中罚为休致的翰林，选较优者阮学浚等6人仍留原任，但各罚俸一年。休致之编修吴绂因通晓三礼，仍留编修任，在馆纂修，照四等例罚俸一年。其余罚俸的翰詹诸臣，将罚一年俸作三年扣除，遇有升转缺出，允予开列上报。十七年大考不久，又命休致翰林院检讨王太岳照旧供职。乾隆二十八年大考后，乾隆帝出京至天津，众官绅接驾，事后乾隆上谕：此次天津接驾人员内，因大考休致、革职之六人，有情愿来京考试者，准其自行来京，交军机大臣考试，再行请旨。此后考试，革职的汪存宽、休致的戈岱仍以编修用，检讨李台等3人赏纱葛。三十五年乾隆帝再次巡行至天津，接驾人员内有大考被休致、降职者，允予再考，有2人仍以检讨用，另5人，2人以主事用，2人以知县用，另1名旗人以骁骑校用。乾隆三十六年巡行江浙，以前三十三年大考被休致者迎銮。乾隆回京后直接降旨：被休致之翰林萧芝、李台，仍以检讨用。龚骖文、周位庚、于宗瑛，以主事用。乾隆五十五年巡行至山东，以前大考被休致之检讨龚大万、饶庆捷、许霖等迎銮，并进献诗册。回京后，乾隆命出题考试，并作评判：这几人“所作诗句虽属平庸，尚不甚荒谬。且饶庆捷因大考缮写违式革职，龚大万等，因大考列入四等休致，并非缘事获谴，尚可酌加录用。龚大万、饶庆捷、许霖，均著加恩以内阁中书补用”。(38)同年，以前大考被休致的江西人编修周厚辕，来京为皇帝祝寿、进献诗册，也为其出题考试，试卷上报后，乾隆评判为：“所作诗句文理尚顺。且该员因缮写越幅，列入四等休致，并非文理荒疏，尚可加恩录用。周厚辕著仍以编修用。”(39) 翰詹大考还反映出，满洲外班翰林由于原来进入翰林的资格条件就较低，因而大考的水平也不高，被处罚者的比例较大，最低的年份也占30%以上，一般在50%～90%，最多的嘉庆十七年，竟然占100%，与考者全部被罚。乾隆五十六年及嘉庆三年、十七年均无一等者，列入二等者水平也较低，以致乾隆二十八、五十、五十六年，列入二等者也不升职，乾隆十七年所列二等，还有被罚者。而且越到后来成绩越差，以致嘉庆后期取消了满洲外班翰林的大考。其乾隆后期的两次“御试八旗翰詹出身官员”，扩大考试人员范围，专门选取优者以擢升、优用(入南书房)，大概与此有关，为的是鼓励八旗翰林上进，另外也以此挽回些满洲翰林的颜面。但并无多大激励作用，以致从嘉庆二十三年开始，索性取消其大考。 以上总结或有不当之处，尚待继续研究者修正。 (本文撰写，蒙赵树国、张振国、神谷秀二几位大学教师为我搜检台港澳及海外是否有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付出甚多辛劳，特志以表深深谢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