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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的起源：“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要揭示一战及战后诸多国家如何进行道路选择，就需要回到一战前的欧洲，考察导致一战爆发的因素，以及战后又有何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如何制约着人们的决策与选择。进而可以思考，一战之后为什么各国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1936年，小说家瑞贝卡·韦斯特在引发一战的萨拉热窝，站在市政厅阳台上对其丈夫说：“我永远都不可能搞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③的确，当一战刚刚爆发时，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炸响的惊雷”④。由此，历史学家展开了对一战起源的研究，努力探究战争究竟为何而爆发。一战后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就是德国应对战争爆发负责，因为德国主动选择了战争，或者说德国人事先就策划了此次战争，以图打破欧洲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孤立。⑤这一观点当然有着历史的依据。德国统一后从俾斯麦的“欧洲大陆政策”转变为威廉二世皇帝的“世界政策”，着力发展海军，要和英国、法国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确立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全力进行军事武装、军备竞赛，全力准备一场新的战争。按照现在流行的术语，即是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然而，目前学术界开始修正德国应当完全承担战争责任的观点，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面对着变动的世界，如德国的崛起、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独立诉求等，欧洲诸国都在进行合纵连横，确保自身的利益。一战前欧洲出现了两大阵营，一方是英国、法国、俄国的协约国；另一方则是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同盟国。正是从国家间多重关系这一维度出发，2014年，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多弗·克拉克出版了分量厚重的新作《梦游者》，改变过去将一战的爆发视为历史必然以及德国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比附之说。他指出，一战前的一些因果关系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汇聚到一起并引发了战争，这需要聚焦于导致战争的各种人的决策。在他看来，一战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战争的所有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外交官、将军，在一触即发之际，都莽撞自负而又懦弱多变。他们不是狂徒也不是谋杀犯，而是一群懵懵懂懂、不知未来走向的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1914年的主角们就是一群梦游者，他们悬着一颗心，但又视而不见；他们被自己的梦困扰，却没有一个人睁开眼去看看，他们将带给世界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因此，引发一战的危机是各国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这是一场多极化的事件，是一种大范围内的相互影响。⑥实际上，这一新的学术见解后面隐含着一种历史观的转变，它改变了以往的那种两个强国必然走向冲突与对抗的历史决定论。 因此，一战并非两个国家争霸的直接结果，而是参与各方短视甚至没有主动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同样也是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干预机制的国际体系失控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在各方误解甚至漫不经心的背后，似乎又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引领着人们的行动，推动走向冲突、走向战争。这即是强大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这一力量以前常被忽略，而在一战爆发100周年的学术研究中得到重新挖掘，并成为学界对一战起源研究的共识。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一战又并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支配行动背后的思想观念上积蓄已久。而随着一战的结束，新兴民族国家也相继形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悖论，民族主义发挥着推动帝国解体、形成民族国家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却又导致战争。 民族主义最早诞生于欧洲。18世纪法国思想家主要从政治维度来表达，将民族国家看作一种政治共同体，而非民族含义上的国家。这意味着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含义尚未能从国家这一政治含义中解放出来。例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还没有“民族的”(national)这个形容词。而这一缺陷则在德意志浪漫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补足。以赫尔德和莫泽尔为首，响亮地提出了“民族有机体”和“民族精神”这些概念，要发展德意志自身的文化。从此，以法国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政治型民族主义和以德意志浪漫主义为代表的文化型民族主义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两种潮流。⑦伴随着文化民族主义，德意志打败法国，获得了统一。从此法德也就陷入民族主义的复仇循环之中。例如在法国，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人一直处于对德国的民族复仇情绪中，要将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收复回来。作家戴鲁莱德不停疾呼：“我们应将法兰西还给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应将阿尔萨斯-洛林还给法兰西。”“普鲁士人庆祝节日时，他们为将来的征服而欢呼。我们这些昔日的战败者，应为希望而欢呼。战争夺走的一切将由战争夺回。”⑧法国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拉维斯在其主持编撰的《法国史》中，也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结合在了一起。⑨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民族利益至上的观念占据主导，当一战爆发时，各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也随即由国际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将原先还在高唱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改成“为保卫国家而战斗”，而法国的反战领袖及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则遭到刺杀，可见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多么强烈。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奥匈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也愈发高涨，塞尔维亚人提出“大塞尔维亚主义”，希望将塞尔维亚民族统一在一起。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刺客普林西普也是一个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他就读于塞尔维亚东正教学校，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后，在他哥哥的住处搜出“整整一个图书馆那么多的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关于种族主义的书籍”。同时，奥匈帝国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还不敢指责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对谋杀行为负责，但他们肯定有间接责任。在他们的领导下，民众受教育程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外交部当中的宣传部门，他们多年来一直安排一些教授和写手煽动舆论引发种族仇恨。⑩政府也一直鼓励人民进行这种教育，并将谋杀看作种族文化的高尚行为。战前，在整个中东欧地区，泛日耳曼主义、泛匈牙利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思潮广泛流行。甚至在意大利，很多政治家也声称，要把意大利文明传播到全世界。(1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也发挥了重要影响。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的起源》一书，他认为：在自然界，“物种”或“生命体”存在着“进化”过程，由于各物种之间存在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因此通过“自然选择”而使得“适者生存”。然而这一自然界的现象却被一些思想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由此发展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拉普热是典型代表。他相继写出《闪米特人，他的社会角色》《雅利安人，他的社会角色》和《种族与社会环境》等著作，认为“正是物竞天择的机制永无休止地调节着民族构成，并在普罗大众中孕育着新的阶层，决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兴衰荣辱。物竞天择的命题是达尔文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物竞天择学派的信条”。“各民族的诞生、存在、死亡与动物或者植物无异。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如同一个有机体，不断经历着生命的轮回。”(12)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即决定论、不平等和选择，而选择意味着犹如自然进化一样的优胜劣汰，甚至可以用屠杀、种族灭绝和战争的方式进行。正如伯恩哈德所宣扬的那样，战争“不仅是生物学法则，而且是一种道德义务，同时也是文明中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是“缔造生命的原则”，缺少了战争，人类将陷于“堕落”和“倒退”。施莱弗也说，“战争”是“一种提升和激发人向上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95年，施密特在《社会秩序及其自然基础》中称，战争之所以能成为“最高、最权威的生存斗争形式”，成为“人类的福祉”，就在于它能测度每个民族的相对力量，只有那些最有生命力、最强健、最有效能的民族才能在战争中取胜。另一方面，战争可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索姆纳称“战争是人类存在的条件”(13)。不仅思想家们这样认为，政治家们也持类似观点，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宣称：“我对这个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民族——信心十足。这个民族自豪、坚韧、自信、果决，任何时候都不会因环境变化而退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和普世文明的主宰力量。”(14)皮尔逊也说：“历史证明，有一种方式，也只有一种方式，能够产生更高级的文明，那就是种族竞争，身心两方面的强者生存。若想知道人类劣等种族是否能进化到更高水平，恐怕唯一办法就是听任他们互相厮杀，一决雌雄。”(15)一战前，德国陆军元帅小毛奇曾说：“人类最可尊敬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而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16) 由此可见，一旦民族主义思想、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将会多么可怕。屠杀、战争将被认为只不过是民族成长和民族国家建立的自然进程而已。历史就是如此诡异，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作用，仍然沉浸在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国家建构所起的积极影响中。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一系列中东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即是明证。但一战血腥的历史警示世人，过度地宣扬民族主义是多么危险和可怕。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欧洲的政治家们才痛定思痛，决心走上了一条抑制民族主义、超越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即是欧共体——欧盟的诞生缘起。由此才可理解，为什么当今欧洲会对宣扬民族主义的极右翼分子保持高度警觉和严格防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