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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如何面对野蛮 参加一战后巴黎和会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他们当中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关注的焦点都在于边界和民族问题、均势问题、帝国版图扩张的问题，还有就是复仇，将战胜国自己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转嫁到战败国身上。(17)的确，面对战后这一“千年之变局”，政治家们都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没有看清，它不仅表明了一种历史的断裂、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结构的生成，同时也预示着一种时代的紧迫性：如何面对各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间实力此消彼长、体制差异极大的现实“世界”，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防止冲突与战争再度来临；不同意识形态和发展取向的国家间如何并存相处，保持相互均衡，也即以英法为代表的文明体制如何与以德国法西斯为代表的野蛮体制共存，并且对其加以约束与改造。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问题。对此，各国主政者也都没有经验，反而正是由于各国实行孤立主义政策，仅仅关注自身的利益，特别是英国的犹豫踌躇乃至退让，带来了更大的悲剧，留下了令人深思的历史遗产。 一战之后，以英法为代表的文明国家看似获得了胜利，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为了防止德国的再度崛起而制定了非常严苛的条件。和约规定德国要承担挑起战争的主要罪责，为此失去了它所有的殖民地和约15％的欧洲领土，并被要求赔偿巨款给战胜国，同时严格限制其军事力量。但德国人却从民族主义出发，认定这一条约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惩罚。在民族主义的狂热煽动下，凡尔赛和约没能制约德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反而成为德意志民族巨大仇恨的来源。外交家伯恩哈特·冯·比洛在1920年写道：“这条约荒谬无理，许多条款根本不可能执行，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来推翻整个凡尔赛和平。”(18)正是在这一强烈的民族复仇氛围下，德国一步步走向了法西斯的极权体制，进入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的时刻。而这一新体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我们看到20年后德国发起了新的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二战只不过是一战的继续，是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 不仅仅是德国走向了野蛮之路，整个欧洲都开始走向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极端的年代”。他总结道：“1918-1920年间，欧洲有两国的立法议会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职权。到了2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6国；30年代变为9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之下，又有5国宪政宣告失败，简单地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唯一不曾间断，并有效行使民主政治的欧洲国家，只有英国、芬兰(勉强而已)、爱尔兰自由邦、瑞典和瑞士而已。”(19)“纵贯整个大灾难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在各地面临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之际，自由阵营败退之势更加剧了。”(20) 面对这一反自由与反文明的极权化统治体制的不断扩展，是进行有效阻遏还是放任从而给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战胜国的面前。此时的战胜国有两个权力中心，一是新崛起的美国，二是在一战中损失巨大的英国。因此，它们的认知、心态、行动以及战略思考，就成为影响世界历史特别是文明发展走向的关键性要素。 对美国而言，世界的权力中心开始从欧洲转向美国，其实早在一战前的19世纪末就已经显露。189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到1910年，其工业总产值基本上和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欧洲工业强国相等，可见其经济实力发展之迅猛。在一战中，正是因为美国的支援，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才打败了以德国为核心的同盟国。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又呼吁建立国际联盟，他说：“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21)，其目的是解决战后的国际冲突，确保和平。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成立，美国总统威尔逊任主席。可是，尽管欧洲大国已无力支撑起欧陆均势与和平，但传统大国地位的残留心态，使它们还无法全面承认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加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此也不能共同响应，同时美国本身也没有做好成为世界领袖的各项准备，参议院居然没有批准参加国际联盟，因此国际联盟没能获得应有的支持而不能真正起到作用。也就是说，在一战后重建的国际秩序中，崭露头角的美国还没有能力制约法西斯体制的兴起、引领文明世界的发展。同样，欧洲的这些民主国家也没有联合起来建立能够发挥作用的国际性机构。只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更为惨烈的阵痛后，人们才迫切地感到必须建立起制约战争、保障和平的国际性机制，于是联合国这一国际性机构才得以建立，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欧洲，只有以英法为代表的民主自由国家可以充任遏制法西斯兴起的重要力量。可是由于一战过于惨烈的牺牲，这些国家失去了原先的乐观和自信。战争的危害不仅体现在具体有形的损失上，其所带来的恐惧也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心态和情绪。特别是在英国，19世纪的时候，大部分英国人对未来充满自信，他们相信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完全有资格确立这样的自信。日不落帝国建立，全世界的财富在向英国流淌，英国人雄踞于世界之上。但1914-1918年的战争不仅使“日不落帝国”开始衰落，同时在心态上也彻底击碎了原先的自信。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战后的二三十年代，英国的领袖们希冀以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的方式，解决上次大战所带来的直接伤害。正因为抱有和平的幻想，加之民众对战争的厌倦、和平主义运动的展开，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后来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希特勒妥协退让以防止战争。当张伯伦回到伦敦时，得意忘形地宣称，从此之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事实上，这一次对德国法西斯的妥协铸成大错，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纵容了德国的侵略，导致德国不受限制地迅速扩张，最后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在一战后，如何与野蛮国家相处，并且制约与改造其野蛮性，将其转化为文明世界的成员，就成为值得反思的历史遗产。丘吉尔在1938年的一段话也许将给予我们启示：如果听任德国为主的野蛮力量肆意扩张，“文明将不再延续，自由将难以图存，和平将难以为继，人民唯有广泛联合起来捍卫家园，拿出保家卫国的气概，让那些野蛮落后的势力在我们面前战栗，舍此别无他法”(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