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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新进展 如果说上文所述是一战后留给人们反思的负面遗产，那么，历史也同样留给后人值得肯定的宝贵资源。以英国为例，可以观察到战后以英法为代表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取向。 战后的英国，尽管打赢了战争，但在国内事务上面临着不少困境，一是妇女选举权所引发的民主化的诉求；二是久已存在的国内矛盾，特别是对工人阶级以及下层民众权利的社会承认。也就是说，如何解决下层民众的“身份权”问题，使其获得权利上的基本承认。 17世纪以来，英国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其文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确立起自由的体制，但作为大众参与的民主却迟迟没有实现。特别是妇女的权利更遭到忽视。早在战前，妇女就已经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但是在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还不能接受女性获得政治权利，走出家门和男人一样参加到公共活动当中。当时的人们，包括社会精英和新近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都把妇女看成仅仅承担家庭职责、相夫教子的角色。企业家阶级更把女性的任务定义为在家中营造一个宁静的港湾，以供男人回家休整歇息。正是由于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当以英国的潘克豪斯特为代表的妇女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时，整个社会不能理解也不给予支持。政府当局甚至将她们的游行示威视作暴乱。当战争爆发后，男人都走上前线，而妇女则承担了后方沉重而繁杂的工作。还有一些女性也走上前线。可以作为证明的是，在一战的宣传画中有大量展示妇女风貌和精神状态的内容。可以说，英法等国的女性也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的1918年，英国率先宣布，30岁以上的妇女获得选举权。从此，这些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参与公共生活、参与到国家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而这一变化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它标志着从此自由和民主实现了结合，实现了政治体制的一次全新跨越。 另一方面，从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社会不平等也日益加剧。以法国为例，据法国学者皮凯蒂研究，1800-1810年间，前1％的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45％—50％，这一比重在1850-1860年超过了50％，1900-1910年间达到了60％。从空间上看，财富主要集聚于巴黎。1900-1910年间巴黎仅居住着全国1/20的人口，却占有着1/4的总财富，财富集中程度很高，而且在一战前的10年里似乎还毫无节制地持续上升。(23)英国的演变轨迹与法国相似，只是不平等程度比法国还要高。1810-1870年间，前10％人群占有财富的比重为85％，到1900-1910年间超过90％。而前1％人群占有财富的比重则从1810-1870年的55％—60％上升到1910-1920年的70％。英国的财富是高度集中的，而且在1914年之前没有显现出集中程度下降的态势。(24)财富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不平等的状况。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不公，工人阶级奋起抗争，如英国在19世纪中期持续很久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等。 面对工人阶级要求权利的诉求以及现有体制被推翻的危险，统治阶级必须进行改革，逐步解决工人阶级的权利实现问题。但主政者面临着几种不同解决路径的选择。第一种是建立起德国俾斯麦式的社会福利体系。俾斯麦执政时期率先在欧洲实行社会福利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基础则是国家作为一种家长制的存在，同时，也保证着德国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尽管对德国的社会福利安排有所肯定，但重视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英国，没有去模仿建立如德国那样的社会福利体制。 第二种则是傅里叶或马克思所描绘的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体制。正如托克维尔在描写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革命时所指出的，这场革命“不是一场骚乱，而是所有内战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阶级反对阶级、一无所有者反对有产者的战争”(25)。说到底，工人阶级认为“世间财产的划分是不公平的；所有权得以成立的基础并不公正”(26)，要彻底摧毁这一体制，重建没有私有财产的新体制。 第三种则是马尔萨斯等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不需要给予工人阶级救助的观念。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事实上，他不是仅仅讨论人口问题，而是从社会的视角来讨论穷人救济等问题。马尔萨斯认为，当时普遍实行的《济贫法》是错误的，它不利于限制工人人口增殖，反而会使贫穷人口得以继续增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工厂劳动力大量短缺。因此，国家不应该救助穷人，相反，这些贫困者应该自己主动到工厂工作，成为资本的雇佣者，由此也就不再陷入贫困。实际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本质上体现为穷人没有得到救助的权利，他们应该通过自立来消除自身的贫困。 第四种则为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锡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以及以托马斯·希尔·格林、霍布豪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力主从保障个人权利的意义上对贫困人员进行社会救助，不仅将救助看成一种人的权利，而且认为这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每个个体的贫困都不能由个体本身来承担，也无法通过私人性的救助来完成，承担这一职能的只能是国家。“我们必须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来管理济贫问题。”通过这一社会福利制度的安排，从而不仅解决个人的贫困问题，实际上也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实现从机会平等到结果平等这一社会体制性的转型。 面对多种可能的道路，英国最终的选择，犹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在不知道其他更好的一种体制之前，诚实的人们还是要站起来为他们理解的唯一的体制辩护，甚至为它而献身。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自由、文明和财产。而这也是根植于英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自然结果。17世纪思想家洛克提出“生命、自由和财产”，奠定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以后的历史展开无疑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因此，在确保这些文明社会的原则与基础不可动摇的前提条件下，为了弥合社会分裂、化解劳资冲突，英国开始走上通往社会福利国家的道路，落实工人阶级的基本权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基本目标是消灭贫穷，在生老病死方面保障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这些举措本质上昭示着权利的转移，使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也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福利国家的逐渐出现，也标志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资源的重新组织和再分配机制的重建。历史学家将此概括为“福利革命”。如果将抽象的福利国家具体化为工人工作环境的改变、住房条件的改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人们就会理解成为福利国家对于工人阶级、对于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因此可以说，一战后福利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二十世纪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在战乱后的欧洲，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性的新的文明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