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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水起:中国社会史研究之演进(2)

http://www.newdu.com 2019-10-11 《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刘平 参加讨论

    二、新社会史:舍本逐“末”
    “新社会史”原本也不是新东西,大约1960年代,在西方学界即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至于在中国,这一概念是最近十来年在一小群比较精致的人群中展开的,但在史学界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⑥
    大致看来,因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存在较多缺陷,尤其是理论与分析的缺乏,以及跨学科、跨国界对话能力的薄弱,一批观念开放的学者打出了“新社会史”的旗号,这些学者大多具有海外留学或访学背景,或者本身就在海外任职,有能力依托大量的海外信息与理论动态等资源,对国内社会史研究展开批判性反思,同时,他们试图另辟蹊径,建构新的社会史理论与方法。2001年,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可以视为“新社会史”发轫的标志。⑦此后,名为“新社会史”的系列论文集相继出版。⑧那么,所谓“新社会史”与人们原本一般认知意义上的社会史有何不同呢?孙江指称:“我们所提倡的新社会史,特别强调分析文本背后的知识/权力”。⑨必须看到,这种分析路径需要大量的新理论、新知识、新信息、新手段(数据库之类)并加以“区分”,这是囿于封闭、没怎么喝过洋墨水的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
    也许是“新社会史”的框架过于狭小,语言、概念比较晦涩,曲高和寡,杨念群、黄兴清、孙江等人又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2002年,为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杨念群等人利用教育部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为题,召集一场多学科对话的会议,会后出版论文集。⑩后来,从2007年开始,杨念群等人轮流坐庄,出版年刊《新史学》系列(中华书局),倡导拿来主义,消化西方理论,从“后现代”、知识考古学、概念史、新文化史等视角解构传统史学。
    其间,由日本回国任职的孙江教授极力提倡的概念史最为引人注目,发表了一系列解释概念史之概念、由概念史入手的相关论文。(11)他说:“就我而言,无论从新社会史还是到新史学,还是到我最近提倡的概念史研究,都是因应‘语言学的转变’(linguistic turn)而进行的叙事策略的调整,是解读历史自身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方法。我在《历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和《开放时代》的文章,都是告别执著于朴素实证主义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样本。”(12)如果把源自德国、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史视为一种视角与方法论的话,那它就应该仍然属于社会史范畴,或是介于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一种行路方式。当然,也可能越走越远,比如,同属孙江团队的李里峰教授就曾这样概括概念史范畴:“(中国的概念史)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13)这些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前述社会生活史、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甚至整个传统史学的视野。(14)
    孙江于1980年代在南京大学跟随蔡少卿教授读研究生期间,就颇为关注海外信息。(15)后来在从社会史到“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转型中,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天地会、大刀会等秘密社会;杨念群不仅从事社会群体(儒学)、“医疗史”研究(社会史背景),也介入旧时北京的“四大门”研究(民间信仰领域),都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史研究者。同一群体的王笛等人亦然,但他们近年所追寻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框架,已经与原来的“本”愈行愈远。
    “新社会史”新在哪里,并没有一个确切说法,如果直接把孙江所说的“放弃构建整体史”、重视“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拿来加以审视,则脱离社会史念兹在兹的“田野调查”(在场)、“跨学科研究”等远甚矣!至于“新史学”,这是一个算不上标新立异的名词,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与梁启超在清末提出的《新史学》、1911年鲁滨孙的《新史学》,(16)以及后来勒高夫的《新史学》、大象出版社的《新史学》系列、台湾杂志《新史学》等等类似名目的区别何在?(17)不难看出,从所谓新社会史到所谓新史学,杨念群等人也许抱持一种努力实践梁启超在清末提倡的“史学革命”的美好愿景,但因为这个名词已经被人过度滥用,以及内涵的太过宽泛,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尽管其中一些文章颇有见地)。
    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从新史学到概念史,可以看到一批特殊的社会史研究者们所抱有的理论关怀之情(杨念群“中层理论”的提出乃是迄今为止治社会史者最为系统的学理尝试),但其建构理论的思想来源与行走路径、解析事象的方法不免陷于晦涩——“中层理论”以及“知识考古学”“概念史”等名词本身就是西方语境的产物,其内容有多少翻新也值得怀疑。我们期待的是,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倡导者能够把“深描”系统化(理论建构)、(18)“解构”平民化(书写),(19)并将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引进消化,如此则其前途不可限量,所逐之“末”,尽管已经“舍本”,当令未来之历史学舞台焕然一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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