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 法国年鉴学派不仅影响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而且其强调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也勾勒出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路径。过去一百年，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西方社会也多有变化，学术亦然。(20) 1990年代末，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因为受到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华德英(Barbara Ward)以及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等英美人类学家的影响，再加上科大卫(David Faure)、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等人的直接提倡推动，“历史人类学”异军突起。这一新兴学术流派不仅受到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也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有关(如刘志伟、陈春声都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背景)，其主要观念与研究方法没有脱离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人类学的基本内容，但把两者的优点加以精工设计，以“华南”为主要试验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交叉学科建设成就，大可称誉为推陈出新。 与社会史曾经面临的问题一样，新出现的历史人类学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它到底是一门交叉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范式?还好，主其事者很快认识到，没有必要给历史人类学下一个具体定义，没有必要回应人类学家的“跨界”质疑，必须以历史学为本位，把讲究时间的历史学与讲究空间的人类学结合起来，提倡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入21世纪，人们发现，历史人类学很快形成新的学术视野，取得大量学术成果，尤其是其念兹在兹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个案+田野文献+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很好的积累与整合，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1990年代初，香港的科大卫等人成立华南研究会，推动了历史人类学在粤港等地的展开与华南学派的形成。进入新世纪，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其影响力迅速由南向北辐射，带动了华中、华北地区历史人类学的开展。对于“走出华南”的成功，相关学者表示，要进一步走向世界。(21)相比当下不温不火的社会史与不明不暗的“新史学”，可谓雄心壮志。实际上，这些年来，科大卫教授已在香港成功申请“西江计划”与“卓越计划”，开始展开跨省、跨国的区域性研究。 在材料分析方面，与新社会史提倡的所谓“建构”、“解构”不同，历史人类学重视结构本身及其形成过程。蔡志祥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解决“过程”的问题，而非追溯源头，因为民众的生活是不断调整、变动的，社会网络和物质也并非固定不变。(22)萧凤霞也认为，当人们阅读史料或是发掘人们行为背后的意义时，这些史料和行为经历了层层地方上的及其更广阔意义上的历史过程，历史人类学家在田野行走，就是要观察、理解、分析这些过程，进而了解其人其事身处的世界。(23) 在研究对象方面，与区域社会史不同的是，历史人类学提倡超地域、跨地域，也就是说，所谓“华南研究”不能仅仅理解为“僻处华南”的地域研究。近年科大卫、蔡志祥、程美宝等华南学派的学者都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要超越华南，或是告别华南，“华南”是一个超越和包容学科界限的“试验场”，在取得一定成功之后，有必要“超越华南”，把眼光放到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开展具备深度和广度的新的诠释的角度。(24)显然，这与人们熟知的社会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完整再现过去”的观念甚为吻合。 我们也要看到，毕竟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出现为时不长，还有值得商榷、值得完善的地方。例如，拿反对所谓“宏大叙事”来说，历史人类学选择了跨学科研究，尤其主张田野调查，注重微观研究，然而，这一姿态不也正是前述社会史所提倡的吗?还有，一方面提倡所谓历史学本位，一方面又强调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研究方法，难免使人怀疑，这是否会在涉足其他学科的同时，又被其他学科销蚀、同化呢?还有边缘-中心、小地方-大社会、社会-国家之间的张力，等等，都要打一个问号。这些问题不解决，则“推陈出新”之“新”，难免被打上引号。 拿田野调查来说，并非历史人类学的专利或专长，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也多有强调，必须注意其中的差异，有一年，我还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曾经与一位社会学系的教授交流过。他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有很大差别，前者做的是一种“历史调查”，就是实地走一遭，搜集一些口述资料和民间文献回来做研究；而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直接进入作为研究对象所在的“空间”，与当地的人、事、物交融一体，做全景式研究。可谓一言道出差异。确实，“历史学本位”的学者具有良好的文献基础，但要做好历史人类学，“深入空间”的人类学方法更值得重视，如此才能使得两者的结合趋于完美。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中国学学者不一定深入乡村做田野，也没有打出什么历史人类学的旗号，但他们却提供了很多优质论文著作，如孔飞力、魏斐德、柯文、裴宜理等人。与中国学者相比，他们接受的教育和科学训练包含了多种信息、知识来源，使之在研究中具有世界眼光；其次是不受形形色色条条框框的束缚；再就是他们经常来中国查阅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具备了观察“国人”的田野经验。与之对应的是，人们在热衷于引进各种“西式武器”的时候，应当好好加以比较、分析与吸收，尤其是要提升自己的学养，开阔自己的视野，端正自己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理论对于“文革”劫难之后“白茫茫”的中国学术造成了极大冲击，奉行“拿来主义”的我们，从中多有受惠。在史学潮流中引人注目的社会史、新社会史、历史人类学都是西方相关史学理论影响的产物。在中国这块颇具特色的土壤上，这些史学观念(或流派)的实践，产生了诸多正反、优劣、强弱等方面的影响，有必要加以认真的梳理，尤其是清理其造成自身“负能量”或曰局限性的因素。 兹事体大，仅举一例。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往往注重由下而上，缺乏由上而下；注重由里向外，漠视由外向里。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孜孜于小地方、短时段，念念不忘“进村找庙”、“进庙抄碑”，弗里德曼认为此举“给中国人类学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使中国人类学家丧失了研究整体中国文化、中国宇宙观及中国宗教的兴趣，也使我们丧失了对于分散的共同体与社团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兴趣”。(25)西方年鉴学派-社会史原本强调大范围、长时段，例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以整个欧洲为视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都是以大区域、长时段入手的；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各个社会层面探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尽管也有《蒙塔尤》这类杰出的“微观史”著作，但其视野与分析路径绝不局限于某个山村、教堂，而是贯通国家、宗教、法律与社会。 反观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这是一面镜子。(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