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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西方社会史之兴起，是因为“历史学家的眼光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没有历史价值，唯独意识领域才值得史学家去关注”。参见[德]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著，陈海宏等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②[法]雅克·勒高夫著，顾良译：《新史学》，《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45页。 ③关于社会史的理论建设问题，近年来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山西大学社会史中心于2008年10月曾经专门召开主题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述评载《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可供参考。 ④李志毓：《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⑤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出版，标志着“新文化史”的问世，中译本近年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属姜进教授主编的“新文化史”丛书之一种)。 ⑥限于篇幅，关于新社会史的基本情况不在此展开，可参见江湄：《“新社会史”的来路与去向：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读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⑦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分别参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孙江还提出，“新社会史”应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要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在不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要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并非要以狭隘的民族话语否定美国中国学，而是要求指导美国中国学的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结合起来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审视)。参见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⑩杨念群、黄兴涛等：《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所谓概念史，“就是研究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揭示该时代的基本特征”。参见孙江：《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概念史与社会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据称，在德语世界里，该词主要被用于语言学和历史辞典的编纂上；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参见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从德国回来的方维规认为，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是同义词，“历史语义学”关乎语词和语句，同时并不排斥“历史”，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与阐释学、话语分析等相类)。参见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相关概念，还可参考李宏图等人的“概念史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12)孙江致刘平邮件，2012年9月12日。 (13)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2012年第5期。 (14)也有人对概念史的滥用提出了质疑，参见贺照田：《橘逾淮而为枳?——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15)孙江也是蔡少卿主编的《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的主要译者。 (16)鲁滨孙(J.H.Robinson)的《新史学》出版于1911年，中译本由何炳松翻译，出版于1924年。鲁滨孙的《新史学》开启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潮流，这一潮流的标志就是1929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 (17)有学者在点评西方新史学时指出：“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史学派别，而是包含了西方各国各种各样的史学新流派。同是新史学家，其研究重点和所应用的方法可能很不相同，因此不少西方新史学家并不喜欢使用‘新史学’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然而，作为一种要求革新的史学总趋势，同旧有的传统史学相对而言，新史学乃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参见罗凤礼：《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8)此处的“深描”系借用。所谓“深描”(Thick description)，源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一译吉尔兹)的《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参见[美]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奉行“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学界在反思西方中心论与现代性对世界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时，提出应该重视“地方性”和“地方性知识”。吉尔兹把“地方性”及“地方性知识”与自己的阐释人类学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深描”的方法。参见[美]吉尔兹著，王海龙等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9)此处的“解构”系借用。所谓“解构”(deconstruction)，源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此处借用，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解构主义系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新社会史”学者多受其影响；二是“新社会史”学者之“解构”，打着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旗号，实则多借用西方理论，行文艰涩，有待“平民化”。 (20)其中，“欧美的历史学和人类学都经历了巨大变迁。历史学从政治史、元叙事发展到专注长时段的经济结构、发掘边缘人声音的微观社会史，以至重投‘新叙述史’的怀抱。特别是法国文化史学家以‘后现代’的敏锐触觉关注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距离愈走愈近。”参见[美]萧凤霞：《跨越时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 (21)科大卫称：“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不能是一个限制在中国历史范畴里面的中国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参见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版。 (22)蔡志祥：《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及其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8日。 (23)[美]萧凤霞：《跨越时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 (24)参见蔡志祥、程美宝：《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2期，2001年。 (25)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26)尽管近年有人开始为“碎片化”正名(参见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但碎片与“立通”之间的差距实在太过遥远，故而必须予以正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