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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沙皇俄国的中亚扩张及其边疆治理 近代的中亚处于一个巨大的世界力量转变周期中，像奥斯曼这样的传统陆上帝国逐渐衰落，欧洲力量正在占据新的主导地位。作为欧洲力量的一分子，沙皇俄国(以下简称俄国) 在中亚的扩张过程，不仅是其帝国结构在中亚的延伸，同时还是其边疆观念在中亚这一新的历史和生态空间中发展和立足的过程。 从历时性角度而言，中亚被纳入俄国的实践既是俄国最终成为一支欧—亚力量的关键，同时也是俄国构筑边疆理念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对俄国来说，俄国自身独特的“边疆性”正是在其与东部族群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而且在其自我叙述中，俄国本身也成为整个欧洲抵御外部威胁的屏障。正如捷连季耶夫所指出的，从17 世纪开始，俄国逐渐成为欧洲的“守卫者”，它“在战胜了一个敌人之后，就得马上对付另一个敌人: 打败金帐汗国之后，马上就要制服喀山，制服喀山之后，又得去制服巴什基尔人，等等; 战事不绝，好像这就是俄国今后的使命。各汗国一个接一个地窜向俄国边境，可以说是在敲打欧洲的大门，但严峻的守卫者毫不客气地撵走了这些不速之客。……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必须修筑许多新的工事以遏制被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于是就出现了一条新防线。这在旧时称作‘界线’。……俄罗斯就是采用这种不断往前伸展的一条条防线，向东推进，劳而无功地去企求安宁。在她还没有遇见一个能尊重条约、开化到不靠劫掠为生，而且强大到足以禁止属下匪帮对我国边境进行强盗式侵袭的民族以前，她是得不到这种安宁的。由各个草原和各野蛮汗国所促成的，而我们不得已予以采纳的这个计划……只能决定构筑要塞来遏阻他们”。随着俄国版图的东向拓展，欧洲文明的这道“屏障”变得越发深厚。到了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俄国进一步向中亚方向推进，“设置一系列类似当时帝国内部已建立的机构，把半野蛮的臣民拴在共同的国家制度上，深入亚洲草原，开辟一条通向进步和文明的道路”。在这种思想认知之下，俄国本身向中亚的扩张过程，同时也是中亚内部“流动性”被渐次消除的过程，中亚也在“文明开化”理念引导下被纳入整个帝国的内部治理当中。 从历史进程看，俄国逐渐征服哈萨克草原的过程，是从哈萨克诸汗政权渐次被镇压开始的，中玉兹、小玉兹和大玉兹分别在1822 年、1824 年和1848 年被征服。“沙皇统治在哈萨克草原的确立，是一个缓慢而审慎的过程。彼得堡政府并没有给予哈萨克人以臣民的地位，他们还仍然保持着‘外侨’( inorodtsy，allogénes)的身份。”随着俄国在19 世纪后半叶逐步吞并中亚地区，到19世纪末20 世纪初，当局在中亚北部设立草原总督区，驻地为鄂木斯克，在南部绿洲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驻地为塔什干，从而确立起“北部草原+ 南部绿洲”的中亚治理格局。从周边生态和政治态势而言，这一治理格局尽管在组织方式上呈现多种形式，但其内在基础始终是中亚生计群体在气候、土地、水资源方面形成的分布格局，其南—北结构始终未变。从总体上说，一直到20 世纪初期，即便是在俄国彻底控制这一区域之后，当时的行政治理格局基本上依然保持了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符合当时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格局及其相关的人口与群体分布态势。长期以来，在这种中亚的“南—北结构”中，主体位于费尔干纳的南部区域在经济、人口、历史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间隙，中亚社会内部的主体性意识逐渐高涨，作为苏俄国内战争的后果之一，苏维埃政府在当地渐次掌握权力，并在之后苏联的整体政治实践和治理框架中形成新的“平等”话语，进而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转变了长期以来“南—北结构”中以南部为中心的历史图景，以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为中心的北部草原区域逐渐成为当代中亚新的“南—北结构”中的北部中心，并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中亚内部国家叙述历史和理解边界的方式。 三、从“继承”的结构到“重塑”的国家 中亚各国当前的边界现状，是苏联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的结果。作为一种“继承”的结构，这一结果也使得既有的“北部草原+ 南部绿洲”的地域格局转变为苏联区域分类上独特的“哈萨克斯坦+ 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加盟共和国格局。如果我们进行历时性观察，就会发现，早在1924 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就开始着手在原俄属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这种划界行为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地理特点和既有的行政区划状况，也没有对当时部族群体的历史居住格局和文化特征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分类，而是基于政治治理和全联盟“一盘棋”的经济规划进行划界。在实际操作方面，这一地区原本自然形成的经济区域和民族传统聚居地域被新设立的中亚各加盟共和国边界所切割，这在形塑了当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并行结构的同时，也为当今中亚国家之间的边境争议和冲突埋下了隐患。例如，在1924 年苏联对中亚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时，就将乌兹别克人聚居较多的锡尔河省卡扎林等几个县划给了后来的哈萨克斯坦，而曾经在1925 年至1930 年间隶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在之后又被划给了乌兹别克斯坦。有学者认为，20世纪20～ 30年代，这些新共和国和地区之间的边界划分争端，是在当时新的政治背景下部族与族裔之间敌对行动的延续。时至今日，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影响着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国家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的大量飞地现象，实际上也是当年苏联为了平衡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相关利益，在人口密集、自然条件优良的费尔干纳盆地进行人为划分所造成的后果。 在苏联时期，这些边界线作为整体上的内部群体分类和经济分工框架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苏联内部行政管理、经济活动等的行政界线，但由于存在更高层级的协调，因此，在苏联统一空间内部并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苏联结构下的整体性协调不复存在，各国开始以各自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原本被遮盖的边界争议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继承了苏联时期划定的行政结构，继续维持现有边界，共同奉行不破坏边界的原则。这种在苏联政策中基于平等原则塑造的中亚国家并行结构，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一种被“继承”的内容，并在随后各国的国家认同建设中成为某种基本共识。1993年8月，独立不久的中亚五国签署声明，进一步确认了维系各国间现有边界的既有原则。在此基础上，中亚各国都迫切希望短期内解决自身与周边各国的边界争议问题，从而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历史遗留性、多边性及其在中亚各国自身民族国家建设中所扮演的政治动员工具特征，因此，涉及具体的解决层面就显得困难重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基于中亚各国特殊的建国背景和相关传统，其公民认同感建立在民族和领土—文明的认同感基础之上，“与公民认同感相联系的民族性在中亚大的民族中都占优势，除了老的文明中心的居民之外，民族性作为公民自我意识的基础，在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中也占优势。老的中亚文明中心(乃是代表国家的核心) 的居民，主要分布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有费尔干纳谷地、布哈拉、撒马尔罕、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如苏尔汉河州) ，他们正形成类似非命名的中亚原住民族的公民自我意识，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他们是在中亚传统的领土—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因为这些领土的大部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从总体上讲，该国的公民认同感是在古老的中亚国家体制强力影响下的产物，与该国邻国的居民在很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形成了中亚新独立国家在边界冲突方面的潜在根源”。 上述这种认同分野直接体现在费尔干纳盆地内部的中亚国家边界冲突方面。这一面积约为2.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0万的地区是历史上东西方交通要冲，水土丰美，人口稠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地区，作为苏联时期划界的结果，三国的边界线在这一区域彼此犬牙交错，形成了诸多飞地，由于这一地区当前生活的主要民族为乌孜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彼此在国家利益和群体认同方面存在诸多冲突。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边界问题，早在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就曾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谈判，希望通过领土交换的方式将一块名为“索赫”的飞地转给乌兹别克斯坦，以换取一块与自己国土相邻的区块，但被邻国吉尔吉斯斯坦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而否决。此外，作为连接吉尔吉斯斯坦与吉尔吉斯国内其他地区之间唯一通道的“沃鲁赫”飞地，吉尔吉斯斯坦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非常渴望能够获得领土主权，而实际控制这一地区的塔吉克斯坦则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坚决不放弃这一地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