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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者的富强 观重商主义者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将财富理解为自然财富与人造财富的总和。但在使用中，财富不仅指生活必需品，更泛指各类商品以及钱币；力量则被理解为防御性的海上力量。它们的意义都要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显现出来，所谓求富强，亦即谋求竞争中的相对优势，这与传统的共同体伦理格格不入。 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用于抵付一切外国货物的收入或财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人造的。自然的财富，大抵限于我们能从自用品和必需品中省下来而输出到国外去的东西。人造的财富则包括我们的手工制品，以及我们辛勤地用外国商品经营贸易而来的。(36)尼古拉斯·巴本也将一切财货分为“自然的和人造的”，认为“自然商品作为自然的产品而出售……人造商品则是因为人工而改变了自然形态的商品”(37)。查尔斯·戴维南特更简明地说：自然的产物是土地上的果实，人造的产物为各种人工制品。(38)从技艺的角度区分财富，杰拉德·马林斯认为：“人造财富是自然财富的延续，二者都被钱币(money)定价、评估……因此，理性要求我们将自然财富，比如土地，以及人造财富，比如土地产出的商品平等看待。”(39) 从商品而非生活必需品的角度去理解，重商主义者认为自然财富与人造财富在价值上是平等的，由于人造财富中凝聚了人类的勤劳、巧思、技艺……更受重商主义者的重视。托马斯·孟认为：“倘使我们对自然用上技艺，对自然财富施以劳动，我们的财富将让一切基督教国家既羡慕又害怕。”(40)威廉·配第也得出相似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一英亩土地，如果加以改良，可以和辽阔的土地相抗衡。”(41)戴维南特进一步指出：“对人们来说，勤劳和技艺增进了土壤和环境的优势，是真正的财富，甚至比拥有金矿和银矿还值钱。”(42)技艺不仅增进财富，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培根认为：“让人们想一想，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关乎土壤、气候、人种，而在于技艺(Arts)。”(43) 在各种人造财富中，重商主义者对金银等钱币的态度最容易让人误解。在近代早期，金银备受重视，大众的心态依旧保留着对储藏金银的崇拜(44)，人们认为它可以“号令一切”；是“公共的收据，世界的尺度(standard)”；“一切贸易的生命与源泉”；掌握它的人就拥有“力量、权力、财富和荣誉”。(45)早期的重商主义者的确厚爱金银，将之作为国家真正的财富。到了17世纪中期，威廉·配第还认为：“黄金、白银和珠宝这些东西……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被视为财富。”(46)对此，亚当·斯密总结道：“赚取货币就成了最要紧的事……我们说一个人富有，是因为他有很多货币，说一个人贫穷，是因为他货币很少……所谓致富，就是赚取货币。总之，按照通俗的说法，货币与财富，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同义词。”通过这样的表述，斯密意在批评重商主义者将财富和金银混为一谈。(47) 但总的来看，重商主义者虽然厚爱金银，但并未将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式。他们认为钱币与“金、银、羊毛衣物、其他一切动产、家具”同属商品(48)。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商品的价格，是财富的尺度与标准(49)，但它的价值只是想象的，基于人类的同意才生效。正如巴本所说：“货币并不是绝对需要由金银制造，因为它唯一的价值来源于法律，因此，印记打在什么金属上并不重要。”(50)而当一国积聚了大量的金银，就会让物价高涨，使商品的用途和消费量减少，最终对国家不利。(51)因为在商业交往中，金银与其他商品并无区别，是通过交易而获得利润。据此，尼古拉斯·诺斯认为，企图通过法律将金银保留在国内，并期望由此致富，这只是一种奇妙的幻想，并会阻碍许多国家财富的增长(52)。作为交易的媒介和通用的尺度，货币被理解为财富的象征，也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总之，当时人的观念中“金银只是第二位的、依附性的，布料以及各种手工制品才是真正的第一位的财富”(53)。 如果说“求富”就是追求商品与钱币，那么以求富为目的就令人费解了，因为无法回答要多少商品与钱币才算实现目的。换言之，如果求富是重商主义者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只有在与参照物的对比下才显示出意义。正如洛克所言：“财富不在于拥有更多的金银，而是在拥有金银的比例上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或我们的邻居。”(54)与财富相比，力量(power)一词显得抽象难以定义。维纳教授认为：“在17、18世纪，力量一词不仅指攻击或者征服他人的力量，也指财富带来的威望与影响力，还指应对外部威胁维持国家安全的力量。”(55)当重商主义者使用富裕与力量这一短语时，它主要指海上力量。 这与英国的地理环境有关。因为没有陆地边界，海洋构成了巨大的屏障，这决定了英国军事力量主要由海上力量构成。此外，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56)，国家间对商业和贸易线路的竞争日趋激烈，也要求发展海上力量。在配第看来：“海上力量，主要由能在海上作战的士兵和能够运载这些士兵在海面上进行活动、又适于航行各大洋的船舰构成。”(57)乔赛亚·柴尔德也认为：“许多的舰船和海员代表着英国的力量和安全。”换言之，海上力量有赖于两个因素，其一，是能“开动和操纵船舰与大炮的海员”(58)；其二，是用于制造船舰的资源与军火，或者是能购买到相应资源与军火的钱币。正如萨缪尔·福特雷所言：“要造就一个卓越的、强大的国家，拥有财富和人口众多是两个最为必要的条件。”(59)柴尔德更以生动的“手和钱”(hand as well as money)的比喻对此加以概括。(60) 追求军事力量体现了重商主义者的共识，但在他们的论述中，这一力量的效用更多地表现为防御和威慑，而非进攻和征服。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战争耗费巨大。以第二次英荷战争为例，三年间英国的税收提高了500万英镑，这比1590至1603年所有战役花费的一半还要多。(61)在随后的九年战争中，英国的国债几乎从零增加到1670万英镑，商业航运暴跌了一半以上，羊毛出口和再出口贸易几近崩溃。(62)加之许多军需物资要从外国进口，导致英国钱币外流严重。托马斯·孟担心：“这种进出口的失调，将很快耗尽我们的金银。”(63)约翰·布里斯科说得更直接：“战争消灭你的钱币。”(64) 在威尔森看来，海军竞赛的战略价值似乎越来越让人怀疑。它在船只、人力和物资方面花费巨大，而实际成果却屈指可数。尤其是对船员的需要，意味着海运贸易必须减少，有时必须停止。(65)换言之，以战争为导向的强大，是与发展贸易追求财富的愿望相违背的。巴本指出：“商人和军人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兴旺发达。”(66)洛克也说：“考虑到我们当下的情况，没有人会虚荣到要用剑来收获世界的利润，掠夺战败国的资金，以补充政府欲求不满的开支，满足人们对奢侈以及浮华时尚的渴望。”(67)在近代早期重商主义思想中，以侵略谋求利益的主张尚未形成，重视海上力量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安全：“使国内力量维持在良好的状态，也就是说，海军和其他军种要做好防守准备(攻击只是偶尔为之)，这才会让它国敬重我们的明智与正直。继而，他们不仅会同意更会乐于和我们自由贸易。”(68) 如将力量理解为防御性的海上力量，那么力量与财富便呈现出互相依赖的关系，因为“重商主义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没有武力的支持是不可能追求经济目的的”(69)。米塞尔登在1622年就写下：“毫无疑问，国家和贸易的问题总是紧密联系并相互牵涉。”柴尔德更直白地说：“对外贸易产生财富，而财富产生力量，力量又保护了我们的贸易与宗教。”(70)“因为英国是个岛，其防卫仰仗于船舶与海员，因此，我认为将利润和力量联合起来考虑是十分必要的。”(71)达维南特以反问的方式重申这一理由：“没有力量，国家能安全吗？除了财富，还有什么获得力量？除了管理有方，拓展交通，一个国家还能用别的方式富裕起来吗？”(72)约瑟夫·熊彼特总结：“在商人阶级的思维里，力量和富裕是密不可分的——这是许多作家的共同特点。”(73) 但需要注意的是，富和强的互相依赖，是作为手段之间的互相依赖，它们均非重商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因为重商主义思想家也无法解释怎样才算是富裕，怎样才算是强大。所谓富强，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它总以它国为参照，体现为竞争中的相对优势。是故，在求富求强这个短语中，财富与力量都不是最终目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本身才是重商主义者孜孜以求的。正如霍布斯所言：“一再地被别人胜过，就是痛苦，不断地胜过别人，就是幸福。”(74)瑤这才是求富求强的潜台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