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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卿在汉代经历了由最初泛指同一秩级的若干官职到逐渐特指太常、光禄勋等九个官职的演变历程。西汉前期，九卿泛指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及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改指中二千石中的同类官职。迄至西汉灭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职，不过西汉后期太常九职渐居同称“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王莽基于汉制传统及模仿尧舜禅让，缘饰以经说，创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类九卿形式。东汉承袭王莽九卿诸多设计的同时又接续西汉传统，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并通过整饬机构，最终建立成熟的九卿制度。九卿这一演变，显示其制度形成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及政治意图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唯一动力。 关键词：九卿二千石王莽复古改制 作者简介：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对于汉唐时代中央官制变迁，识者常以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概括其演变大略——汉代置三公九卿，唐代设三省六部。魏晋以下直至明清，三公九卿仍在王朝官僚组织中占一席之地。不过，如果要列举三公九卿的典型时代，汉代无疑允为代表。这也意味着，较之魏晋以降，由太常（奉常）、光禄勋（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典客）、宗正、大司农（治粟内史）、少府构成的九卿在汉王朝的地位更为突出。 不过另一方面，正如许多研究者意识到的那样，九卿作为一个制度性群体在王朝政治中发挥核心作用，事实上仅存在于东汉一朝；西汉时期，九卿仅作为习惯或理念上之概念使用，并不特指九种官职。按照这一意见，九卿在两汉四百年间绝非恒定不变，从西汉到东汉，大致有一个九卿从泛指诸职到特指九职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九卿制度的形成。 九卿是汉廷中央日常行政的主要执行机构，九卿任者亦是朝政方针的重要决策者，许之为汉代行政枢纽并不为过。在此意义上，对九卿制度形成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九卿自身，对窥视汉代官僚组织的运行及政治文化的演变，亦不无裨益。进而，作为中国古代王朝时期理想官制影响现实官制最早的例子之一，九卿与经典古制的关联，对于考察中国古代官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尤其是复古改制，亦具有堪比原点的标志性意义。以下我们即以相关讨论为基础，探讨汉代九卿制度的形成过程。 一、学术史的考察 西汉九卿不限于九种官职，很早就为世人注意。东汉末年，学者刘熙提出“汉置十二卿”，其背景之一盖即《史记》、《汉书》中存在太常九职之外若干被称为“九卿”的官职。三国时吴人韦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正卿”与“外卿”，并推测“外卿”之一的执金吾在汉武帝时被排斥在九卿之外，已然涉及九卿演变的具体环节。清人秦蕙田也意识到“九卿”本自《续汉书·百官志》，与《史记》、《汉书》所见西汉十三卿不符，其中也隐约指出卿制在两汉有从十三卿到九卿的转变。不过，这些论述大抵浅尝辄止，并未触及九卿制度形成的关键。 第一次从学理上阐述九卿制度形成的现代学人是日本学者和田清。在1941年发表的《秦汉十二卿考》一文中，和田清提出秦及西汉原置十二卿，及西汉末儒家思想影响日著，王朝遂采儒家经典《礼记》等“三公九卿”之文，建立九卿制度。尽管和田清的论述不免笼统，在今天看来几为常识，但在当时仍不啻为理解汉代九卿演变的新见，尤其是揭示九卿制度建立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儒家思想影响日著，某种程度上构成此后研究者讨论九卿制度形成的重要起点。 不过，和田清对九卿转变时间点的界定较为模糊，宽泛地置于西汉末年，相对而言，伊藤德男的定位就精确多了。他以新莽为九卿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提出王莽始以三孤卿+六卿合称九卿，由此在形式上确立以特定九职担任九卿，至东汉九卿制度进一步完备。受题旨所限，伊藤并未详细论述王莽九卿的制定及东汉九卿的完备，不过首次揭示王莽九卿在两汉卿制演变中的意义，诚为敏锐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伊藤还以对《史记》、《汉书》“九卿”一词所涉官职的考辨为基础，指出九卿在西汉最初泛指从中二千石到比二千石之官，及至西汉后期，随着三公由理念上的制度转为现实，与三公并称的九卿也大致被限定为中二千石之职。要之，在伊藤看来，汉代九卿演变实际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西汉后期，九卿由泛指中二千石至比二千石之官转指中二千石之官；第二阶段发生在新莽及东汉初年，经由王莽另类九卿的“实验”，至东汉正式确立九卿制度。据此可见，伊藤的分析已经不限于两汉之交的显著变化，而是覆盖了九卿演变的全过程。 以上即日本学者对九卿制度形成过程的探讨，从时间上看，可谓着鞭在先，不过在此之后，日本学者罕有续论，中国学者则后出转精，无论是对整体过程的梳理还是对关键环节的认识，都有许多深入探讨。 1957年，劳榦发表《秦汉九卿考》，为较早涉及九卿制度形成问题的中国学者。文中认为秦及西汉凡中二千石皆为卿，包括《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见太常以下十四五种官职，至东汉九卿定制为九种官职，遂与中二千石厘然有别。劳榦虽未明言九卿在两汉之际发生转变，但其对秦、西汉与东汉九卿的区分已隐含了这一判断。 劳榦的论述并未超出古代学者如秦蕙田等太多，不过随后徐复观的讨论却颇具启发。他认为西汉九卿系作为观念上之官制象征性使用，故泛指多种官职，成、哀以后，直至东汉，始将观念上之九卿，坐实而为事实上之九卿。亦即在徐复观看来，九卿在西汉后期至东汉有一个从理想官制走向现实官制的过程。徐复观没有论及促成这一转变的背景，不过从其对九卿概念渊源的梳理看，似乎未必认同和田清所说系受儒家思想影响日著所致的观点。 劳榦和徐复观的论述均未提到王莽九卿的意义，至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先后指出王莽九卿为九卿制度形成的关键：陈文豪推测东汉九卿可能受到王莽以三孤卿、六卿合称九卿、坐实九卿观念的启示；黄炽霖进一步揭示，王莽九卿称“卿”及分属三公亦影响东汉九卿；卜宪群也揭举王莽改制在九卿演变过程中的意义，不过他强调王莽这一制度设计并非无源之水，西汉后期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九卿已出现向实际政制转变的趋势。 这之后，阎步克对王莽改制的系列论述亦涉及王莽九卿。阎氏不仅揭示王莽九卿的学术背景，指出其三孤卿+六卿的九卿形式系兼综今文经学的九卿说和古文经学的六卿说，还通过分析“保灾令”明确了九卿如何分属三公。在此之外，阎氏还分析了九卿秩级在西汉一朝的变化，指出诸卿最初涵括二千石中的中央官员，景帝时中二千石秩级形成，九卿遂升格为中二千石，一些原先同为二千石的官职在此过程中与诸卿剥离。要之，阎氏对九卿演变的论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王莽改制，二是九卿秩级的变化，而这两个部分恰恰对应了前揭伊藤德男所说汉代九卿演变的两个阶段。这显示出，至少就汉代九卿演变的整体脉络而言，二者意见毋宁说是一致的。 以上即为迄今学者对汉代九卿演变的主要论述，概括而言，大致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从西汉末到东汉初的九卿变化，尤其是王莽九卿；二是西汉九卿的存在形态。相对而言，学者对前者意见较为一致，赞成王莽九卿是九卿演变的重要环节；对于后者则分歧较大，一部分学者以静态视角分析西汉九卿所指，由此衍生出九卿说、十卿说、十三卿说、十四卿说乃至泛指说等多种意见，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以动态视角界定西汉九卿，进而提炼出西汉九卿逐渐汇集于中二千石的演变线索。这种分歧势必导致学者对九卿演变进程理解存在差异：按照前一意见，九卿演变只有一个阶段，即西汉末到东汉初的九卿改革；而按照后一意见，九卿演变则经历中二千石九卿的形成和西汉末到东汉初的九卿改革两个阶段——前者系秩级演变的产物，后者为复古改制的结果。 随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披露，西汉初年不存在中二千石秩级现已成为学界共识。亦即《史记》、《汉书》所见九卿秩中二千石乃是历时性演变的结果，中二千石九卿的形成是汉代九卿演变必不可少的阶段。因此，笔者赞成伊藤德男、阎步克所说汉代九卿演变经历两个阶段的意见，不过在此框架下，仍有许多问题亟待澄清。譬如九卿定秩中二千石是在什么时候？此前、此后九卿包摄的官职是否存在差异？西汉后期三公由理想走向现实的过程中九卿是否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王莽九卿和东汉九卿又有什么影响？而王莽“异想天开”的九卿设计其意义究竟如何？以下笔者即以回答这些问题为线索，综合以往讨论，尝试勾勒汉代九卿制度形成的整体脉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