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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汉九卿“拨乱反正” 王莽九卿显示了九卿构成的另一种可能，不过在志在复汉的光武君臣看来，却偏离了正道，于是东汉“拨乱反正”，正式确立以太常九职构成九卿，其最确切的证据即《续汉书·百官志》中，太常九职被明确标注为“卿一人”。尽管《续汉志》成于晋人司马彪之手，但诸如“卿一人”这类出自“正文”的文字却来自东汉官簿。这也就意味着，东汉九卿由太常九职构成乃是以官方颁布律令的方式确立的，而由此确立的九卿不再是一种理念或惯例，而是制度。 按照司马彪的自叙，《续汉志》依据的官簿是“宜为常宪”的世祖之制，这显示出至迟在光武时期，东汉已建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的制度。更进一步，具体是在哪一年？对此史无明文，可能的时间点有三个：其一，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在称帝伊始已多恢复西汉九卿之名，于此之际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是可能的；其二，建武六年，是年光武下诏并省郡县，减损吏员，而据《续汉志》记载，九卿在中兴以后也曾大规模裁撤属吏，或即同时，光武在精简九卿吏员之际确立九卿制度，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三，建武二十七年，是年去大司徒、大司空之“大”，并改大司马为太尉，正式确立三公之名。考虑到九卿与三公的关联，不排除王朝在正三公之名的同时建立九卿制度。 解决这一问题，仍需以文献中九卿指称官职的具体表现为据。在此思路下，建武八年寇恂以执金吾被称“九卿”，就有了标杆意义。据《后汉书·寇恂传》记载： （建武）七年，代朱浮为执金吾。明年，从车驾击隗嚣，而颍川盗贼群起，帝乃引军还，谓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也。” 光武希望寇恂从执金吾出为颍川太守，以平定颍川盗贼，这个过程，光武称之为“从九卿复出”。在此表述中，执金吾被视作“九卿”之一。而东汉官簿中九卿仅指太常九职，执金吾不在其列，这显示出，至少在建武八年之际，东汉九卿尚未明确为太常九职。然则九卿制度建立只能在此之后，建武二十七年也就成了唯一选项。 而在建武二十七年以后，相关文献中的“九卿”，以及意义相近的“九列”、“列卿”、“诸卿”等，几乎仅限于太常九职。兹将彼时被称作“九卿”的官职整理如下。 太常：朱伥、马日（石单） 光禄勋：周举、陈蕃 太仆：宋汉、陈纪、蒋叠 廷尉：崔烈 大鸿胪：包咸、周举、韩融 大司农：牟融、刘据、李暠、张奂、尹勋 少府：荀迁、孔融、何豹 大长秋：良贺 可以看到，太常九职中除宗正、卫尉未见称“九卿”例者，其余均曾被称“九卿”。又蔡邕为杨赐撰碑，云其“六在九卿”。检《后汉书·杨赐传》，杨赐两任少府、光禄勋，一任太常、廷尉，与“六在九卿”之数正相吻合，这无疑也表明九卿即指太常九职。 不过，如上所见，被称作“九卿”的官职除太常九职外，还包括一例大长秋，这似乎构成明显反证。《后汉书·宦者传·良贺传》记载：“贺清俭退厚，位至大长秋。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据此，作为皇后宫官的大长秋得称“九卿”。的确，在《续汉志》注文中，张晏称大长秋为“皇后卿”，不过大长秋秩仅二千石，而自西汉中期以后即已确立仅中二千石可称“九卿”的故事，《良贺传》以大长秋为“九卿”，不得不说是有疑问的。事实上，检核汉代历次察举，迄未见到单独以九卿举荐者；而阳嘉年间这次“举武猛”，不见于《顺帝纪》，从前后几次举武猛的情形看，举荐者亦不限于九卿，三公、特进、校尉甚至诸侯亦得举荐。因此颇疑此处“九”或为“公”之讹——汉代以公卿察举极为常见。而所谓“公卿”，并不专指“三公九卿”，乃是意指模仿周代公卿大夫士内爵系统之“公卿”。固然，此系统之“公卿”，一般对应于中二千石以上，不过在察举场合，则可下至二千石郡国守相甚至比二千石校尉。大长秋秩二千石，名以“公卿”理所当然。 要之，对于良贺以大长秋称“九卿”如何解释或可再议，但记载自身的不确定性至少表明其尚不足以推翻九卿在建武二十七年后仅限太常九职的结论。退一步言之，即便其中“九卿”不误，那也只是时人对九卿所指不算严谨的表述，并不妨碍制度上九卿特指太常九职。明确了这一点，可以确认东汉自建武二十七年以后正式建立了以太常九职为九卿的九卿制度。而借由此一“拨乱反正”，东汉九卿实现了与西汉后期九卿新动向的“对接”。当然，介于其间的王莽九卿也非一无是处，九卿特指九职系由王莽首开其风，东汉九卿明确称“卿”，以及九卿分属三公，也因袭自王莽九卿。不过，东汉九卿上述同于王莽九卿的表现只是形式上因袭，实际却有不同。譬如九卿称“卿”，王莽规定“中二千石曰卿”，在此规定下，卿号附属于秩级，亦即凡中二千石皆可称“卿”，故新莽在九卿外又有职掌兵卫舆马的六上卿。而在东汉官簿中，卿号附属于特定官职，只有明确标注“卿一人”的太常九职可称“卿”，中二千石的执金吾、太子太傅、河南尹等皆不为“卿”。因此在相关文献中，太常九职在某些场合或后缀以“卿”，如谢承《后汉书·羊续传》、司马彪《续汉书·张奂传》有“太常卿”，谢承《后汉书·商仁传》有“大鸿胪卿”，司马彪《续汉书·祭彤传》有“太仆卿”，《窦固传》、《马光传》有“卫尉卿”，而立于灵帝建宁元年（168）的衡方碑，题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则显示出即便在东汉时代，时人也已习惯以“卿”标注太常九职。东汉太常九职后缀以“卿”，正是“卿”明确附属于太常九职后的表现。 伴随九卿制度的建立，东汉王朝还对九卿进行了一系列整饬，其要者包括：第一，减损吏员，整顿机构。比较两汉九卿官署结构可知，东汉九卿官署大为减少，尤其是太常、少府，减省皆在十署以上。这之中，有些被直接裁撤，有些因职能相近并省，有些则更换所属九卿。通过这些调整，东汉九卿结构更趋完善，事务分工也更合理。第二，设置文属官。如《续汉书·百官志》所见，光禄勋、少府之下皆设置多种文属官，其中光禄勋下有三都尉、诸大夫、议郎、谒者，少府下有侍中、中藏府令、内者令、尚方令、尚书·符节·御史·兰台诸职及诸宦者署。所谓“文属”，学者或释作“文簿”上统属，或释作名义上属或行文时属，尚无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九卿与其文属官之间并无职事关联。东汉于九卿下设置文属官，固然可以理解为在三公九卿体制中安插皇帝直属官职，以强化独裁统治；或是在内朝官解体的背景下整理统属关系及明确机构职责。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正是借助“文属”，九卿得以包容更多的官僚机构，由此在制度形式上凸显九卿作为三公之下日常行政执行枢纽的地位。第三，确立九卿排序。西汉太常九职间还看不到明显的位次关系，及至东汉，则确立了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的先后顺序，尤其是在朝堂仪会、联合上书等礼制场合，基本遵循此一顺序。九卿排序固化，意味着九卿之间出现高下格差，这在明确九卿各自地位的同时，亦有助于突破秩级限制，形成更具现实意义的官职迁转序列。第四，九卿官署移至宫城外。西汉太常九职的官署所在尚未完全明确，不过其中应有部分位于未央宫内，光禄勋、少府、太仆甚至位于更为近密的殿中。而在东汉，九卿官署无一例外都被搬至宫城外。九卿官署外迁，在政治空间上拉开与皇帝的距离，这对九卿在王朝政治中的权重或有削弱，不过另一方面，九卿因此摆脱暧昧模糊的内朝官身份，其作为外朝行政枢纽的职责也更为纯粹。 要之，在九卿制度演生史上，东汉构成了极其关键的环节。而在九卿制度的影响下，太常九职间联系更密，较之此前更多以群体面目出现。譬如《续汉书·舆服志》对冕服、绶制等的记载中，九卿便多作为独立群体，与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并举；又东汉皇帝诏令群臣举荐人才或议论政治得失，九卿也常被单独标出；此外在一些赏赐场合，九卿也构成受赐序列之一级。尽管东汉也存在不少九卿被掩盖于中二千石的情况，显示九卿的群体特征仍不确切，但东汉九卿已经常性地被时人视作一个整体，却也毋庸置疑；而此现象的出现，得益于九卿制度的建立与成熟。 余论 以上我们梳理了汉代九卿制度的形成过程，整体上看，两汉九卿大致经历了从辐辏某一秩级到特指九个官职的演变：西汉前期，九卿泛指秩级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后，转而泛指中二千石中的同类官职；迄至西汉灭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职，不过西汉后期已出现太常九职稳定居于同为“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的新动向；王莽代汉，基于汉制传统及以舜裔自居、模仿尧舜禅让的政治意图，缘饰以经文学说，创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类九卿形式——其首次以九卿特指九职固开风气之先，但不伦不类的九卿构造却使得其“发明创造”功过参半；及至光武复国，“拨乱反正”，一方面承袭王莽九卿中的诸多设计，另一方面又接续西汉传统，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并通过整饬九卿机构，最终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备的九卿制度。 无待赘言，九卿在汉代的演变与大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从嬴秦到东汉，各种管理学说、治国主张先后进入统治思想，法家、道家、儒家，霸道、王道、霸王道，相继粉墨登场，交错融合，使得彼时成为不同渊源、不同性质的各种制度文明的“试验场”。九卿的发生、演变亦受到此大环境的制约。九卿多为君主服务，暗示其成长于战国以来的法家君主官僚制，九卿辐辏于二千石、中二千石，则是受到法家精神浓郁的“吏禄”扩张的影响。及至西汉后期儒学高涨，来自儒家经典的理想官制“三公九卿”现实化的要求被提上日程，虽然实际进程不乏反复，但最终在前者的推动下，九卿从理想走向现实，以制度的形式成为王朝官僚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东汉九卿中的太常九职，追根溯源，滥觞于法家政制，但在九卿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却披上儒家经典古制的外衣，这种矛盾却又富有张力的结构不禁令人想起东汉儒法合流、儒表法里的政治文化，某种意义上，九卿的这一特质或许正是政治文化施于制度文明的投影。 进言之，对于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初包括九卿制度建立在内的一系列波及官制、礼制等的变革，学者常在“奉天法古”或“古典国制的建立”等名目下予以梳理，表述虽有差异，但都承认经典古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些披着“复古”外衣的制度变革，其实并非真的恢复古制，更多时候毋宁说是参考古制、斟酌今制的产物。三公制设立的政治考量已如前述，西汉后期效法“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改刺史为州牧，其实也不是单纯恢复古制，刺史职权扩大，以及弱化监察职能、减轻郡守约束乃是缘由之一。类似，平帝元始五年在王莽主持下“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经义”亦非唯一依据，王莽采《尧典》十二州而非流传更广的《禹贡》或《职方》九州，除“汉家廓地辽远”的现实限制外，王莽代汉自立的政治意图大约亦相关。又作为礼制复古之大端、平帝元始年间成立的南郊郊祀礼，其不合礼制、百神群集的郊坛亦显示出秦及西汉国家祭祀的强烈影响。此外，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恢复古冕，同样没有尽依古制，而是出于“尊君”考虑及照顾现行品位结构，规定“六冕同制”，且服冕者仅限于公卿以上。 九卿制度亦是如此。经典古制固是九卿制度建立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正如前文所见，秦汉帝制以来的传统故事、旨在更好管理事务的理性行政以及包含特定用意的政治意图，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认为，九卿在各个时期的演变，正是由上述诸因素中的一点单独或几点合力推动而成。九卿从对应于二千石到对应于中二千石，理性行政更具主导效用；九卿自泛指诸职转向特指九职，经典古制尤为推动元素；而九卿由三孤卿+六卿还是太常九职构成，则显示出政治意图和传统故事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以往多被视为复古改制一端的九卿制度，事实上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政治意图等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其中唯一动力。且从各时期九卿演变的动力构成来看，上述四个因素也非犹如驾驷的马车，朝同一方向拉动，有时候毋宁说指向了不同方向。正是这种多元复杂的动力机制，使得九卿演变绝非线性发展，而是存在变数和意外，王莽另类九卿即是此类变数或意外的集中体现。要之，九卿从泛指二千石收缩指中二千石，再经王莽另类九卿到东汉“拨乱反正”，其演进在两汉时期恰如走了一回“之”字形路线，而九卿制度亦在此婉转曲折的演进过程中正式建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