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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莽九卿再认识 西汉后期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中，三公曾两次由理想化为现实：先是在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合称三公；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复归原职后，至元寿二年（前1年）再度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构成三公。在三公现实化运动的过程中，九卿是否也完成从理想官制到现实官制的转变？对此，学者回答并不一致。 多数学者倾向于迄至西汉灭亡，特指九职的九卿制度都未建立。不过徐复观暧昧表示，九卿和三公一样，是在成、哀以后直至东汉，始由观念上的官制坐实为现实制度；杨振红亦推测九卿制度确立的具体时间大体与三公制度同时。按照后一意见，九卿制度乃是随三公制一并建立。不过，如史文所见，直到平帝年间，太常九职之外的左冯翊、长乐少府、前辉光等仍被视作九卿，故此大约很难认为在三公定制的西汉后期，九卿已完成从理想官制到现实官制的转变。 三公制设立的背景或也透露九卿制未必随三公制一起建立。一般认为，复古思潮是三公制建立的社会文化背景，此说固然不误，但正如学者所论，西汉后期之所以从“古制”中擿出三公并予以制度化，背后还有更为切实的政治因素在推动。如多数学者提到，设置三公是为了削弱、分散相权；祝总斌虽不赞成这一看法，但也承认政治因素是王朝设立三公制的主要考虑——在他看来，成、哀两次建立三公制原因并不一致，绥和元年是为了保证统治质量，摆脱统治危机，元寿二年则是为了尊宠董贤；吉野贤一另注意到西汉后期盛行模仿尧舜禅让的再受命思想，强调三公制出现尤其是元寿二年改制乃是再受命思想影响下的结果，其目的是克服汉王朝日益衰退的政治危机。徐冲则回到权力结构视角，以内外朝的贯通为特征，阐释三公制出现的政治意义。由此可见，尽管学者对三公制设立的背景仍无一致意见，但都承认政治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也就意味着，西汉后期设立三公名义上是复古改制，实际却是基于现实考虑的政治举措，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在此意图下，是否完整恢复经典古制中的三公九卿并不重要，在九卿制不具备所期待的政治功能时，王朝自然不会汲汲于设置九卿；九卿的制度化、并与三公搭配形成完整的三公九卿，则有赖对复古更为狂热的王莽才成为现实。 关于王莽九卿，《汉书·王莽传》记之甚详，学者多有引用，这里不避繁复，再引如下：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 更名光禄勋曰司中，太仆曰太御，卫尉曰太卫，执金吾曰奋武，中尉曰军正，又置大赘官，主乘舆服御物，后又典兵秩，位皆上卿，号曰六监。 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中二千石曰卿。 概言之，王莽对九卿的设计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1）设置三孤卿、六卿，以三孤卿+六卿的形式构成九卿；（2）九卿分属三公；（3）兵卫舆马诸职自成系统，另称“六监”，与九卿脱离；（4）秩级中二千石正式称“卿”。 上述涉及九卿的诸改革中，最为醒目的即九卿构成。如学者所论，这是兼综《周礼》、《礼记》，杂糅古文经六卿说、今文经九卿说而形成的一种另类九卿。不过，王莽九卿还有汉制传统，譬如三孤卿，《汉书·哀帝纪》载元寿二年“正三公官分职”，同时“正司直、司隶，造司寇职”。检核汉表可知，元寿二年调整或新设的司直、司隶、司寇正是作为三公副贰出现的。尽管王莽所置三孤卿与哀帝“三司”名号不尽相同，且后者事实上也“事未定”，但若与经典古制以三少（少师、少傅、少保）为孤卿相比，王莽三孤卿的设计无疑更接近哀帝“三司”。要之，王莽设三孤卿，固然有儒家经说作为依据，但哀帝元寿二年所置作为三公副贰的“三司”应也为王莽“发明创造”提供了制度资源。 至于九卿中的六卿，乃是出自《尚书》，这一点学者已有提示，兹不赘述。这套由《尚书·舜典》所构建的虞舜官职体系大致如下： 禹—司空弃—后稷契—司徒 皋陶—士垂—共工益—虞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 比较可知，除了负责刑罚的“士”改“作士”，职掌草木鸟兽的“虞”作“予虞”之外，王莽六卿完全来自虞舜诸职。从名号来说，如此改动并不合理，甚至可以说闹了笑话，不过，考虑到王莽力求“制度唯美主义”，则上述改动毋宁说是王莽有意进行的，以追求六卿名号的“形式美”。 王莽为何汲汲于恢复虞舜官制？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固是原因之一，不过《尚书·舜典》所记虞舜诸官本无“卿”名，而明确言及九卿或六卿者则为《礼记》或《周礼》，后者还详细开列了六卿之名（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和九卿构成方式（三孤卿+六卿）。因此，王莽舍《礼记》、《周礼》而取《尚书》，单从“必欲依古得经文”无法解释。 如所周知，西汉后期盛行“汉家尧后”之说，在此背景下，王莽以虞舜后裔自居，提倡“新室舜后”，以期代汉立新。明乎此，王莽在六卿设置上取虞舜官职为名，其用意就不难理解了——显然，王莽是借官制上恢复虞舜旧制，以呈现和强化“新室舜后”的形象，由此向世人传达汉新禅代的正当性。王莽这一做法在汉末新莽之际并非孤例，哀帝元寿二年及王莽选择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同样也以模仿舜制为初衷，只不过前者试图借“再受命”挽救汉室，后者则和六卿设置一样旨在代汉立新。 以上我们分析了王莽九卿的制度来源，不难看出，王莽九卿乃是一个混合体，其中三孤卿承自汉制传统，六卿则源出被视为虞舜旧制的《尚书·舜典》。经典的官制设计，现实的制度传统，加上别有用心的政治意图，造就了王莽九卿虽然在形式上与《周礼》“三孤卿+六卿”的九卿构成类似，实际却有些不伦不类。不过，无论王莽九卿多么另类，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王莽首次明确以九卿特指九职，由此将九卿从理想官制坐实为现实官制。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认为王莽九卿在九卿演生史上具有关键地位。不过，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被认为受王莽九卿影响极大的东汉九卿，其构成却与王莽九卿截然不同。东汉为什么会选择太常九职构成九卿？回答这个疑问，或许对我们重新审视王莽九卿不无裨益。 前已论及，迄至西汉灭亡，九卿都仍泛指中二千石秩级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官。不过，西汉后期九卿也有一些动向值得注意。《汉书·霍光传》记载元平元年（前74年）六月癸巳，霍光与群臣联名奏废即位仅27日的昌邑王刘贺： 丞相臣（杨）敞、大司马大将军臣（霍）光、车骑将军臣（张）安世、度辽将军臣（范）明友、前将军臣（韩）增、后将军臣（赵）充国、御史大夫臣（蔡）谊、宜春侯臣（王）谭、当涂侯臣（魏）圣、随桃侯臣（赵）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杜）延年、太常臣（苏）昌、大司农臣（田）延年、宗正臣（刘）德、少府臣（史）乐成、廷尉臣（李）光、执金吾臣（李）延寿、大鸿胪臣（韦）贤、左冯翊臣（田）广明、右扶风臣（周）德、长信少府臣嘉、典属国臣（苏）武、京辅都尉臣（赵）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王）迁、臣（宋）畸、臣（丙）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中大夫臣德、臣（赵）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 可以看到，后世九卿中，这里提到七卿。至于光禄勋、卫尉，因分别为车骑将军张安世、度辽将军范明友兼任，其职并于将军，故未单独列出。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列出的七卿，除执金吾杂入其间外，大体连续排列，位置介于御史大夫、列侯与三辅、长信少府之间。无待赘言，诸人在联名中的位次取决于其所任官职高低，七卿任职者的这个位置，显示出彼时太常九职已整体居于同称“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 更能体现太常九职尊显于其他九卿的是《柏梁台诗》，其文如下： 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前108）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 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 大司马曰：郡国士马羽林才。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治。 大将军曰：和抚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笔之吏臣执之。 太常曰：撞钟击鼓声中诗。宗正曰：宗室广大日益滋。 卫尉曰：周卫交戟禁不时。光禄勋曰：总领从官柏梁台。 廷尉曰：平理请谳决嫌疑。太仆曰：循饰舆马待驾来。 大鸿胪曰：郡国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舆御物主治之。 大司农曰：陈粟万硕杨以箕。执金吾曰：徼道宫下随讨治。 左冯翊曰：三辅盗贼天下尤。右扶风曰：盗阻南山为民灾。 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领其财。 典属国曰：蛮夷朝贺常会期。大匠曰：柱枅薄栌相枝持。 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张罝罘。 郭舍人曰：啮妃女唇甘如饴。东方朔曰：迫窘诘屈几穷哉。 关于《柏梁台诗》真伪，历来聚讼纷纭，据笔者考证，此篇大约成于平帝元始五年以后，东汉立国之前。以此而言，《柏梁台诗》作为呈现西汉中期以降官职生态的史料，当无疑问。可以看到，和霍光等人上书时的排名一样，《柏梁台诗》中太常九职也位次相接，位于秩居上卿的御史大夫后，而先于同为九卿的执金吾、三辅。 除了上述整体性显示太常九职位次的资料外，史传中还有一些文字，也零星证实太常九职居于其他九卿之上。《汉书·翟方进传》称少府陈咸、卫尉逢信“官簿”皆在时任京兆尹的翟方进“之右”，表明太常九职中的少府、卫尉高于同为九卿的京兆尹；又三辅迁升多除授太常九职，也显示后者当居三辅之上。要之，尽管现存文献中并无更多资料显示西汉后期太常九职在百官序列中的位次，但综合上述史料不难看出，西汉后期太常九职已较为稳定地居于中二千石九卿的顶层。太常九职这一位置，透露以太常九职构成九卿在西汉后期或已“万事俱备、唯欠东风”。 明乎此，对于王莽九卿的意义，似乎就可有别的理解了。固然，王莽首次将九卿确定为九职，捅破那层窗户纸，推动了九卿制度的形成，不过若从九卿构成的角度看，王莽以三孤卿+六卿、并搬出《尚书·舜典》来命名九卿，却偏离了九卿演变的原有轨迹。在这个意义上，王莽九卿毋宁说是走了弯路，而东汉一反王莽旧制，确定以太常九职构成九卿，恰如一次“拨乱反正”，将九卿从王莽设计的歧途上拉了回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