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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问题说帖》与“中日密约”全貌的显露 2月6日中国代表团第11次会议，决定电询北京四事：（1）小幡提议时部中如何对答。（2）各项秘密文件所指何几项。（3）现留济南日兵实数。（4）胶济铁路与日换文是否包括矿产？高徐济顺的正式合同曾否续行签字？如果成立，将全文并复。 7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约陆征祥午餐，劳合·乔治建议：“中国应抱定宗旨，将中日问题交会定夺，凡有中日各项密约，统应速交大会，并务于美总统未动身以前交出为要”。同日代表团电外交部：“威总统于二月十三以前回美，各国均主张我国应将关于山东南北满及其他一切秘密文件，于威总统未动身以前交出，除已电此处各件外，其余望火速将原文电告。” “中日密约”宣布之争议，以中日皆同意提送而解决。7日下午日本代表团将准备提交和会的密约4种送交中国代表团：（1）1917年日英、日法、日俄、日意秘密换文（即英、法、俄、意承认将来议和时对于山东问题协助日本）。（2）1915年关于山东中日秘密换文，即“二十一条”之一部分。（3）1918年胶济铁路换文。（4）1918年“满蒙四路”换文。陆电告外交部：“查二三两种此处已有案，惟第四种无案可查，火速将原文电告。彼既择要交出，则在我自以全交为宜，务将所有关于中日秘密事件，除已电此处者外，概行将原文火速电告。” 是否在巴黎宣布“中日密约”一事，牵动国内敏感政治神经，各派系激烈角力。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报告称：3日内阁倾向于接受日本压力（不公开“中日密约”），但总统力排众议，顶住内阁、外交官及军人的压力，坚持公开密约，于是总理钱能训6日电令巴黎代表团在和会公开 “中日密约”。据信许多密约是军人订的，外交部不知道，甚至有些至今巴黎代表团及总统都还不知道。此间局势十分紧张，若美国敦促中国在和会公布中日参战后所订密约，对中美皆有利。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也报告称：内阁不愿意公布“中日密约”，徐世昌则大力支持公布密约。 拟提交和会的《山东问题说帖》主要由顾维钧起草，颜惠庆协助修改。11日晚代表团第14次会议，讨论顾拟好的说帖稿、附件，及提出“二十一条”“满蒙”铁路等事，决定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换文及日本违犯中立各种密件，均择要提交大会。 代表团紧锣密鼓准备提出说帖之际，对于“中日密约”的全貌仍不清楚，深恐提出时存在遗漏。12日陆征祥急电外交部：“牧野宣言一九一八年中日协定关于青岛租界及山东种种之权利之让与，彼此均已规定，以便将来大会可以一致进行等语。去年除合同及换文外，是否另有协定，有无均请火速电示。”13日外交部复电称：“济顺高徐合同及换文均未签字实行”。同日下午代表团第16次会议，讨论提交大会《山东问题说帖》，以及将说帖先送美、英、日等国事。 13日代表团收外交部电达：1918年9月28日“满蒙四路”借款预备合同、1918年8月2日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1918年8月2日中华汇业银行函达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合同及致日方三银行声明、1918年8月2日中华汇业银行复函。电文最后称：“中日共同出兵条约等项，业经钞呈钧座携去，毋膺再电，此外亦无他项密约。” 同日中国代表团密送《山东问题说帖》英文本一份给美国，附件19件，包括1918年9月间所订合同及换文。美方认为说帖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平和，故颇为满意。14日和会通过《国联盟约》草案，威尔逊总统即返美向国会报告，中国代表团又直接送威尔逊一份说帖，备携至返美船中阅看。 14日中国代表团将说帖附件送交日本代表团审阅，由于日本送来者，仅系有关秘密的内容，并非所提全案，故中国方面亦仅提出《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山东问题换文、《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等3件，派员送交日本代表团。15日中午代表团第18次会议，讨论是否等收到日本答复后再送大会，陆征祥称：“此事横竖不能向日本讨好，现在会中协商各国均与我极表同情，若我不能坚持，半途软化，是人方欲助我，而我自己束缚，失国际上之自由，将来对于协商更有何面目请其援助，两害权其轻，总以送去为是”。下午日本牧野派秘书来，表示不反对提出。傍晚，中国代表团将《山东问题说帖》送交大会，决定抱定宗旨将山东问题交和会定夺，“惟拟俟日本先行提出后，我再将一切秘密文件提交。”北京政府认可了陆征祥的做法，17日国务院电陆征祥、施肇基：“我国抱定宗旨将中日问题交会解决，所有中日各项密约当一律交会，照来电办理。”至此北京政府决定按照“联美制日”的既定方针，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宗旨，将山东问题提交和会。 《山东问题说帖》英文本除正文外，有附件19件，地图两份。附件1—3是中德青岛相关条约。4—11是日本出兵山东相关交涉文书。12—16是“二十一条”交涉相关通牒及条约。17—19为事先送交日本代表团的所谓“中日密约”，即：17.1918年9月24日中国与日本所订关于济顺及高徐二铁路草合同。18.1918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交部为处理山东省各问题事由。19.1918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换文附“满蒙”四铁路草合同。陆征祥称：“此次提出案专为山东问题，至于二十一条等文件附入，不过为将来伏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代表团此时尚不知有1918年9月24日济顺高徐二铁路换文、“满蒙四路”换文两件，并将28日签订的两个预备合同误植为24日。 和会收到说帖后，请中国另加送法文本，加以中国代表团陆续知道还有其他协定、合同、换文等，尤其是《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及军械借款合同，于是一面准备法文说帖，一面加紧催询各相关“中日密约”。17日代表团收国务院、外交部电：“中日文件除二十一条全案交涉始末及公同防敌案卷，业经由外交部抄送携带，吉黑林矿借款合同、满蒙铁路借款草合同、山东高徐济顺借款草合同、胶济合办等事换文，均已由外交部前后电达，此外并无他项合同，又无密约，希随时相机提出大会，便宜办理为盼。” 由于日本代表送交中国代表团的密约中有1918年9月24日“满蒙四路”换文，却未见北京外交部传送，陆征祥再次电询：“满蒙四铁路借款合同外，是否另有中日两政府换文，请速电复。”22日收外交部电：无此换文。26日陆电：“满蒙四铁路借款合同外之换文，日本代表已将原文送来阅过，仍请迅将换文电示，俾免贻误。倘部中无此稿，请向交通部索抄，或电驻日章公使，嘱令将此项换文速电示。”可见此时外交部也不知道有此件换文。 18日陆征祥电：“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第十条及海军第七条载，本协定并附属详细事项等语，所称详细事项如已订立，祈将全文电告。”25日收外交部电称：陆军部说并未订定详细事项，但参战督办称1919年2月5日陆军次长徐树铮在东京与日方签署《关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战争终了之协定》，规定：“对于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之时云者，指中日两国批准欧洲战争平和会议所订结之平允条约，中日两国军队由中国境外及驻在同地协约各国军队同时撤退之时而言。”相当程度地延后了防敌协定的终止日期，外交部强调：此项条件事前并未与本部接洽。26日陆电请彻查各部与各国所有密约，以便3月8日提出大会。27日收外交部电：“迭电各合同外，现闻尚有参战军械借款合同，连日向财、交、参战处询，均无底稿，现已由院电东京章使检稿电复。”28日陆电外交部，强烈抗议延长防敌协定战争终止日期。 查共同防敌协定原仅本于防范德势东侵，以欧战为限，乃现续订之解说，似已迁改对俄，漫无了期，变本加厉，流弊可虑。且此次商订既事关外交，而未先与部接洽，手续殊属欠合，法律恐难发生完全效力。即言参战，此间既有议和机关，亦不令先知，办事尤生障碍。务祈详呈大总统、总理核夺，各机关如此举动，万不能承认，否则外交前途不堪收拾。 由于最后提送大会的期限将至，却不断发现前所未知的“中日密约”内容，代表团对皖系军人签订的防敌协定及参战借款，尤其对未告知代表团径自签署延长战争状态终止日期的协定十分不满，陆征祥不得不与段祺瑞正面冲突，并请徐世昌支持。此事与代表团内争也互相牵动，《颜惠庆日记》载：“胡（指胡惟德——引者注）对致北京的电报表示十分愤慨，他说这将使段成了陆的敌人，在我看来施要陆下台。” 3月1日代表团发外交部转国务院电：“军事协定应行披露，惟与参战借款军械借款既有牵连，请将两借款条件全文迅速电示，又欧战终了之时之解释条文，亦请电示底本全文。”3、4日代表团收外交部电达参战处送到的泰平公司购械合同。4日代表团收外交部电达“满蒙五路”换文、济顺高徐二铁路换文。5日收外交部电达1917年11月第二次购械合同。外交部又电达山东问题换文并询问：“各项换文是否即此次日本代表送阅原文。”7日收外交部电达参战借款合同。该日代表团第38次会议，顾维钧报告山东问题的法文本节略及附件等。当晚，中国代表团对大会提出法文本《山东问题说帖》，附件23件（未列出《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参战借款及军械借款合同等），与山东问题最为相关的密约内容为：19.济顺高徐二铁路换文。20.济顺及高徐二铁路草合同。21.山东问题换文。22.“满蒙四路”换文。23.“满蒙四路”草合同。比2月15日提交和会的英文本说帖附件增加19、22两件。此五件即所谓“中日密约”的核心要件。 7日晚陆征祥突然离开巴黎，独自去瑞士休养。8日陆电告陈箓：“山东问题法文节略及向德奥要求所拟英法文件，于前晚送交大会，至日本二十一款与其余希望问题亦正赶紧预备，已有眉目。祥乘美总统未回巴黎前，暂赴瑞士休养数日。”陆征祥突然离开巴黎，应与代表团内部因全权顺序争执，王正廷、施肇基联手抵制陆征祥、顾维钧有关，加以梁启超一行抵达巴黎后不断有取代陆为代表团团长的传言，令陆处境更加艰难。此外，也应该与日本质疑陆违背承诺，以及陆与段祺瑞发生正面冲突有关。3月初得知有参战借款及购械合同，严重削弱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法理立场，则可能是压跨陆的最后一根稻草。提交《山东问题说帖》法文节略及《德奥条件说帖》后，他就悄然离开巴黎。 由于“中日密约”在巴黎的公布，引发北京公使团内部的争执，也引发徐世昌与段祺瑞、国务院与巴黎和会代表团以及上海和议南方代表之间的激烈争执，内政外交错综复杂，互相牵动。1月28日中日在和会正面交锋的消息，2月初传回国内，国人均认为顾维钧发言占了上风，争取到国际同情，对于直接收回山东权益感到乐观。2日小幡恫吓事件让国人都知道有“中日密约”的存在。15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提出《山东问题说帖》后，“中日密约”内容经由外电报导逐渐传回国内。时值上海南北和议筹备召开，南方代表及民间团体纷纷要求北京政府公布密约。20日南北和会开幕，南方代表强烈反对参战及购械借款，北京公使团也介入要求日本政府停付借款。 3月4日国务院电代表团：“上海开议以来，南方代表所争执者，为要求参战军裁撤、参战借款停付及军事协定条件废止各问题。……最后又以陕事借口声明停议。”8日代表团电上海南北议和代表云：各国注意上海和议，且与巴黎和会中国问题密切相关，突然停顿会影响国家前途，请“顾念阋墙御侮之谊，双方让步委曲求全，勿使渔人从旁窃笑，而有以持我之后。”同日，北京国务会议决定：在国内公布欧战期间所订“中日密约”及与他国所订合同，自3月18日起至4月15日陆续发表。这些一战期间中外密约，尤其是“中日密约”的公布，在国内引起极大争议，南北之间以及各派系互相攻讦，又值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决议，外交内政互相纠缠，引爆五四大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