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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日密约”问题将当时国际外交、内政派系竞争连结起来，成为中国外交内政的一大转变契机。本文除重建基本史实外，致力于厘清“中日密约”在当时历史脉络中的关键地位，提出以下几点观察。 其一，中国外交政策转变与“中日密约”的公开。一战爆发后，列强集中全力于欧洲战场，日本趁机在东亚大肆扩张，中国首当其冲。1915年“民四条约”使日本取得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法律依据，随即袁世凯推行帝制，遭日本全力封杀失败身亡。日本取得东亚外交主导权后，段祺瑞只能虚与委蛇，日本对华影响力大增，致有1918年“中日密约”的签订。 美国参战后提出新外交理念，中国朝野大受鼓舞，一战接近尾声时北京开始试探联美，得美方积极响应，双方不断接洽。1918年11月下旬北京政府外交政策方针由“亲日”到“亲日联美”再到“联美”，1919年初陆征祥到达巴黎后，确立在和会实行“联美制日”。 1919年1月下旬，中国代表团已决定在和会提出山东问题，并进行筹备工作。28日中日代表在十人会议正面交锋，中国决定提出所有战时密约，将山东问题交由和会裁判，遂有公布“中日密约”问题。北京政府内部对是否提出“中日密约”有激烈争议，徐世昌坚持压倒段祺瑞的反对意见而作出将其提交巴黎和会的决定。然而中国代表团对于“中日密约”的总量及内容并不了解，越挖越多，到2月15日提出《山东问题说帖》英文本时，内容仍不完整，直至3月8日提出说帖法文本时才大致清楚，但还是回避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参战借款及军械借款合同等棘手问题。 其二，中、日、美对“中日密约”的不同主张。1918年“中日密约”是否有效，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争议的关键点。日本认为：基于日本对战争的贡献以及实际占领青岛，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青岛租借地及胶济铁路已有条约，主张将原德国在山东权益交给日本，再由日本有条件交还中国。日本坚持1915及1918年中日条约有效，即使“民四条约”有武力胁迫之嫌，中国在参战后或可质疑其法理效力，但1918年密约是中国政府参战后，为取得日本借款而签订的，而且铁路预备合同的垫款已经支付，经北京政府支领并花用殆尽，中国难以否定其法律效力。 美国对日本一战期间在东亚的扩张，抱敌视态度，一贯坚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维护美国利益，不承认1915年“民四条约”，也不承认1918年9月“中日密约”。威尔逊提出理想主义外交原则后，高唱公理正义民族自决，激发中国朝野的高度憧憬，并于和会上在山东问题上支持中国否认“中日密约”立场。 中国代表在和会依据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全的外交原则，控诉日本战时种种不公正武力胁迫手段，并诉诸情势变迁原则，主张1915年“民四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取得德国山东权益的依据，原德国山东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并以门户开放主义抵制日本专擅中国利权，吁请列强主持公道。中国代表团事先不知1918年密约详情，随着“中日密约”不断公布，加以许多垫款及借款已用完，客观上弱化了自身立场，更加依赖美国的支持。 其三，“中日密约”与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结局。和会初期美国承诺支持中国立场，后因英、法、意支持日本，中国难以完全推翻1918年“中日密约”，加以和会情势变化，为了签署对德和约、建立国际联盟，美国选择与日本妥协。最后三人会议不谈1915及1918年“中日密约”是否有效，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利，日本代表则作口头声明：恪守门户开放主义，从速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 就法理而言，山东及青岛问题经列强调停，日本不再能依据1915及1918年中日条约单独处置，必须将主权交还中国，这是日本在和会前未曾料想到的，是中国通过和会外交奋力争取的一项外交进展。但日本只愿作口头半正式的声明，要求内容保密不写入和约，增加了山东问题的不确定性。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日本提议中日直接就山东问题展开谈判，代表团建议北京政府坚持不承认密约、由国际调停山东问题的立场，拒绝与日本开议。最后因巴黎和会未能完全解决列强的利益分配问题，乃有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山东问题遂转入新的处理渠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