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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厚父》篇思想特征看其时代属性 上面我们从《厚父》所涉及人物和相关史实，知道其篇属性应是“商书”，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其篇内容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也可以了解其篇的属性。《厚父》所反映的天命观、皇天上帝、“君”“师”等统治上层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统治阶层对民众的看法等皆与西周以来思想认识不同，反映了《厚父》篇在天命观念、君臣关系、治民思想方面一种独特的认识，与上文所见《尚书》“周书”中《君奭》《无逸》等书篇思想差距甚大。 《厚父》篇认为君师等统治者是帮助上帝治理下民的，民心难测，因此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以明德、祭祀两项活动对民众进行教育。此篇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开头到“用叙在服”，王与厚父探讨了夏代从禹、启、皋陶至孔甲、夏桀统治民众的经验教训。第二部分从“王曰：钦之哉”至最后，王与厚父探讨了君王治理民众的经验教训。 《厚父》篇是商初某位商王和厚父针对王与大臣们如何治理下民问题进行的讨论。其篇中厚父说：“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乱”，《说文》释“治也……读与乱同。一曰理也”，段玉裁注谓“与乙部乱同”，[33]“乱下民”实即“治下民”。“君”指君王，“师”指官长，这就是说，《厚父》篇强调君王和各种官长是建立在万邦下民之上的统治者，是帮助上帝治理下民的。《厚父》中的“民”“下民”概念与“上帝”(也包括“天”)以及君王官长是对立的矛盾关系，以此来看待分析才能把握其文深意所在。 不少学者也引用《孟子·梁惠王下》中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臣，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34]李学勤先生认为《孟子》引《书》就是《厚父》中从“古天降下民”到“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这几句话，认为“宠”就是“乱”的讹误，[35]是对的。但学者们把这些都看作是孟子引《厚父》的内容，我认为是不对的。表面上看，《孟子·梁惠王下》引《书》的这六句似乎是同一篇，前后是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前面六句和后面二句差距还是很大的。前三句基本相同，但第四句《厚父》作“惟曰其助上帝乱之”，《孟子》引为“其助上帝宠之”，虽只有一二字之差，但意思完全相反。且《孟子》下文“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完全不见于《厚父》之文，属于罪己而德民一类思想，与《孟子》所主张的“民本思想”相同。因此《厚父》之文与《孟子》引《书》不是一二字之差，而是有本质的区别。也许《孟子·梁惠王上》引《书》就是《厚父》，其“宠”是误读或误改；下句则是孟子从其他《尚书》之篇引用的。那么，《梁惠王下》之文应断句为：“《书》曰：‘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因为孟子所引之《书》“宠之”之前与清华简《厚父》字句相近，后面一句“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完全不见于《厚父》，应该是孟子引用其他《尚书》的篇章内容。 《厚父》所说上天“降下民，设万邦”，安排“君”“师”等上层统治者是帮助上帝治理人民，并认为“民心难测”，“保教明德”“慎肆祀”并听“龟筮之言”，都是为了教育民众以利于统治，这是《厚父》篇的主旨。把握《厚父》这一主旨，其篇的属性和思想特征，才能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也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与“周书”内容的本质不同。 《厚父》篇一方面认为天命不可动，另一方面指责“民心难测”。其篇记载，当王询问厚父“茲小人之德，惟如台”时，厚父回答说，“天子！天命不可漗，斯民心难测”。“漗”整理者读为“撞”，“指冲撞”，[36]是指天命不可冲动、撞动，其篇这一提法和“民心难测”构成了对“天命”和“民心”认识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厚父》篇提出了“保教明德”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对君臣统治者而言，而是针对下层小民。在“民心难测”的命题之下，又进一步认为民无诚信，不畏不祥，这些构成了统治者需要“保教明德”的认识基础。《厚父》篇对民众是有所指责的：“民式克恭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慎肆祀，惟所役之司民启之；民其亡谅，乃弗畏不祥，亡显于民，亦惟祸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亦鲜克以谋。”这就是说，在“司民”的统治者启发教育下，民众“恭心敬畏”，害怕不祥之物，“保教明德”，谨慎地从事祭祀活动。但实际上民众常常没有诚信——“亡谅”即“无谅”，“谅”是诚信之义，也不怕不祥之物，也就不可避免地碰上祸患。后面的酒禁也是对民众而言。因此，“保教明德”“慎肆祀”以及酒禁是“司民”之统治者首先要开展的工作。 我们应该看到，清华简《厚父》篇认为天命不可动，民心难测，主张对小民进行“保教明德”“慎肆祀”的教育活动，这与西周早期姬周统治集团所主张的思想观念不仅不同，而且大相径庭。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清华简《厚父》对夏王孔甲的评价，完全是褒奖性的，认为夏桀的灭亡，是因为“弗甬(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真(颠)復(覆)厥惪(德)”而造成的。这与传世文献有根本的不同，传世文献对孔甲基本上是贬损。《国语·周语下》云：“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37]但《周语下》并未明言孔甲“乱夏”是什么内容。《史记·夏本纪》云：“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38]司马迁《夏本纪》则明确指出孔甲德衰的原因是“好方鬼神”。愚以为这两者也许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厚父》对祭祀鬼神是肯定性的，而《夏本纪》继承《周语下》的周人观念，对“好方鬼神”是否定性的，二者看法不同，对人物的褒贬完全不同也就不奇怪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笔者认为这是商周祭祀鬼神的观念有所不同。《礼记·表记》引述孔子比较三代之礼，认为夏周两代都是“事鬼敬神而远之”，只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39]夏代的情况因文献不足征，姑且不论；但商周时代确实如此。在殷墟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殷王几乎天天在祭祀上帝和祖先神，的确是“率民以事神”，而殷人认为常常祭祀上帝祖先神就可以护佑自己。但周人则如前所说面对殷人骤然灭亡的事实，认识到“天命靡常”，认识到“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虞公与宫之奇对话：“公曰：‘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40]春秋时宫之奇所引《周书》佚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是说皇天鬼神只护佑有美德之人，如果子孙无德，即使黍稷类祭祀品再馨香也不会享用，更谈不上保佑自己的子孙后代了。 比较可见，宫之奇所引《周书》佚文与《礼记·表记》中孔子所说殷周二代对鬼神的态度是相似的。由此也可看出，“好方鬼神”的夏王孔甲，在《国语·周语下》中的反面评价，应是周人对鬼神观念的反映；而清华简《厚父》对孔甲的评价是正面的、肯定的，正好反映它是殷人的思想观念，与我们对其篇属性的分析也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