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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顾、王的政治营垒与外交路线区别 王正廷在中苏谈判期间急于“无条件”承认苏俄，不将“悬案”的解决作为“承认”前提，被解职后又发表大量通电攻击自己曾任职其中的北京政府，其所作所为与通行的外交技术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相悖。王之所以如此，不排除不熟悉外交规程及外交技术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其政治身份认同使然。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在国家呈南北政治对垒、外交路线迥异的局面下，外交官的政治营垒归属直接影响到外交手段的运用。即便真如顾维钧所言，王没有受过外交的学院式训练，不是严格意义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也在外交场上打拼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所以关键不在专业训练是否充分，而在基本立场和认知。顾在中苏谈判中的立场，同样与其国内政治营垒归属密切相关。 学界通常将顾、王二人归入“外交系”。实际上，“外交系”是一个指代极为模糊的称谓。对所谓“外交系”，时人有“二王为一派，颜顾为一派，施则游离于两派间”之说。当王宠惠赴海牙国际法庭任职后，“二王”去其一，王正廷势处孤立。稍后施肇基赴任美使，五去其二，“外交”诸公已不足成“系”。至于顾维钧，则根本不认同“外交系”的说法。可见以“外交系”来指代顾、王的政治营垒归属，未必妥帖。 就政治立场而言，顾维钧属北方阵营应不成问题。1912年春顾从美国留学归国，就直接应召进入袁世凯的总统府。第一次与袁见面，唐绍仪向袁介绍说，这位就是“奉总统之命刚从美国回来的顾维钧”。既然是“奉命”而来，说明归国伊始，顾已是北方政府相中的人。之后直到中苏谈判结束，顾一直在北方政府供职，或担任外交总长，或担任驻外公使，未见同南方有何瓜葛。作为外交家，顾虽受过严格外交训练，标榜超越现实的国内政治，但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政治身份认同。这一点，在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直系掌控北京政权期间，表现尤为明显。顾曾一再赞扬直系领袖曹锟，高度认同曹恢复法统，重开国会，选举总统，制定宪法的政治主张和“联美制日”的国际政治路线。在对苏俄的认知上，诚如蔡和森所言，“顾维钧辈，现在还是满口‘红白两党，一无轩轾’的论调”，立足于曹派直系政府的排俄立场十分明显。 王正廷的政治营垒归属则颇费考究。据顾维钧观察，中苏谈判期间，“各界人士几乎都觉得，王博士实际上已经脱离或疏远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界，在政治上与南方政治力量合作的可能性不大。”顾本人也认同这一判断。然而就王的政治营垒归属而言，这一判断或许存在偏差。王正廷1907年加入同盟会，民初唐绍仪内阁时曾以国民党人身份担任工商次长。第一届国会开会时，王以国民党人身份当选参议院副议长（张继为议长）。不久与同盟会五位阁员一起，与唐绍仪共进退，拒绝袁世凯留任之请。“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议员大部离京，部分国民党议员留在北京秘密活动，予南方军事以政治上的支持。对担任正、副议长的张继和王正廷，则作出“张去王留”的安排。有传记资料称王是奉孙中山委派，担任国民党驻京代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王才离开北京。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王返回北京，恢复副议长身份，继续在北京政坛活动。 对于王正廷的身份和使命，时任孙中山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黄季陆看得最明白，说王与孙关系密切，“是十分活跃的革命志士，可惜一般人未能深入了解他”。他解释说：“当时在南北政治对峙的复杂情况下，很多人将王正廷先生列为北洋政府的要角。其实，王正廷先生是革命的开国元勋，在党内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一直暗中代表孙中山先生在北方议会作主持人。”可见王虽任职北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北方的人，实则“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基本政治营垒归属仍在南方，只因身份隐蔽，一般人不得而知。 王正廷属南方营垒这一政治身份，在巴黎和会南北两方代表遴选问题上，得以确认。和会召开前夕，北京政府本打算派陆征祥、胡惟德、施肇基、顾维钧和魏宸组为全权代表，引起广州方面不满。1919年1月9日，军政府抢先发表以伍廷芳、孙中山、汪精卫、王正廷、伍朝枢为“和会专使”。当时孙中山在上海，伍廷芳年老不能成行，可能前往的只有汪、王、伍三人。王在美国获知这一任命，知道南方军政府未得国际承认，便会晤美国各界要人，争取华府同情中国南北共派代表的要求。结果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斯与中国大总统徐世昌接洽，北京政府为表示南北一致对外，同意王以“南方军政府代表身份”加入使团，取代北方本来拟派的代表胡惟德。后来北京政府调整陆征祥所作代表名次安排，刻意将顾维钧排在王正廷之前。这一代表名次变动，更是透露出北京政府对王南方政治营垒归属的清晰判断。 王正廷的政治身份一度淆乱与政局变化有关。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直系操控下，北京政府宣布“法统重光”，表示将重开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出于标榜“统一”及谋求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之需，北京政府开始与南方政府周旋，并在苏俄撮合下搞“孙吴合作”，国民党北方支部也开始活跃，南北趋向和解。在此背景下，包括王宠惠、王正廷、徐谦、孙丹林等在内的一批本属南方阵营的人被纳入北京政府任要职，王正廷出任中苏谈判全权代表就是这一“合作”的产物。王进入北京政府后，尽管时常呼应南方，但表面上已是北方的人。加之中苏谈判期间王对吴佩孚和冯玉祥的援引，更加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以为王已归属北方。 不仅如此，保、洛关系不洽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苏谈判期间“顾王之争”的南北营垒界限。北方阵营并未形成政治统一体，直系内部有津、保、洛之分，洛派内部也存在吴、冯矛盾。中苏谈判期间，洛派首领吴佩孚曾加入“无条件承认苏俄”大合唱，他不满内阁否定“王加协议”，多次通电指责内阁并联络洛派大员向政府施压，要求批准协议。不仅如此，吴还通过机要秘书白坚武与中共领袖李大钊联络，又通过李与苏俄方面作试探性接触。当时国共已结成统一战线，吴的言行多少受到南方影响。对此，保派十分不满。在“王加协议”签订前，“保洛之争”就在“罗文干案”及“好人政府”等重大问题上有所显现。以往学者研究内阁对“王加协议”的否定，偏重从北方“保洛之争”维度解读，原因盖在于此。然而，这明显夸大了“保洛之争”在中苏谈判中的作用。尽管吴在谈判期间一度偏向南方，其基本政治营垒仍在北方，“北洋正统”是吴的基本政治立场。吴始终尊重并服从曹锟，在政治上对曹并无二心，其与保派的矛盾是直系内部矛盾。吴在中苏谈判中貌似“友俄”的表现是出于肢解“反直三角同盟”的考虑。正因如此，当曹派人前往“打招呼”之后，吴就不再就中苏谈判发表意见，后来甚至完全转向“反赤”立场。可见，将内阁否定“王加协议”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保洛矛盾是一种认识偏颇，忽略了隐藏在“顾王之争”背后带有根本政治分歧的南北暗斗。 顾维钧后来也意识到他和王正廷的争论事关南北。针对王再三通电指责外交部的做法，顾指出：“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博士的同伙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信徒们的煽动下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是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既然意在“推翻北京政府”，其不是北方政治营垒中人，确凿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顾、王二人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国内政治上，在外交上，两人也立场迥异。就对俄交涉而言，顾维钧始终站在协约国立场，走联络美、英的外交路线。早在担任驻美公使时，顾就明确表示中国的对俄政策应“与美及协约一致”。后来改任驻英公使，顾亦积极推进“联美制日”，是直系外交路线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华盛顿会议前后，美国坚持不承认苏俄，顾反对“无条件承认”苏俄，明显与所选择的“联美”外交路线有关。而王正廷，由于早先的南方经历，在南方尤其是粤孙全力推进“联俄”的背景下，自然不会与协约国保持动作一致。很多场合，王正廷甚至表现出对苏俄毫不吝啬的赞誉。在欢迎加拉罕的宴会上，王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称中俄关系源远流长，两国利益攸关，立国精神相同，盛赞俄国“自革命以来，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称苏俄“平等待我，与中国人崇尚的大同精神相同”，赞扬加氏具有“非常的能力与令人敬佩的精神人格”，相信中俄关系一定可以“开出新的篇章”。对苏俄及其谈判代表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顾、王不同的政治营垒分别，决定了二人不同的外交立场和谈判技术运用。就王正廷而言，站在南方主导的“联俄”立场，自然急于达成承认苏俄之目的，故主张先“承认”而后讨论“悬案”问题，实则是对“无条件承认”的落实，一定程度上走的是依托“国民外交”的路线，因应了南方尤其是孙中山“联俄”的政治需求。对顾维钧来说，由于始终一贯的北方政治立场和依托协约国的外交路线，对主张“联俄”的南方自然心存警惕，对南方所“联”的苏俄可能对中国主权的侵害，更是严加防范。中苏谈判期间，顾、王二人表现出的对苏俄代表态度的冷热区别，谈判技术考究上的粗细差异，以及外交程序遵守上的疏密之分，均与此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