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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分类与“教化之道” 清朝大一统事业的成功，无疑加大了清朝皇帝教化管理“天下万民”的难度，但继承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政治理念的清帝，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康熙二十九年(1690)编纂完成的《大清会典》提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前古。东西朔南，称藩服、奉职贡者，不可胜数。凡蒙古部落，专设理藩院以统之。他若各番土司，并隶兵部。其属于主客司、会同馆者，进贡之年有期，入朝之人有数，方物有额，颁赏有等”。(15)这是史官从朝贡礼仪的角度，对两重空间中的非汉族群(统治族群满洲，当然不在其列)的管理所做的分类。这一说明并不全面，在当时，属理藩院管理的，还有俄罗斯及中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和部族政权。乾隆二十九年(1764)成书的《大清会典》专从礼部管理的视角说明：“凡四夷朝贡之国，东曰朝鲜，东南曰琉球、苏禄，南曰安南、暹罗，西南曰西洋、缅甸、南掌。西北夷番见理藩院。”(16)这个分类，反映的是七十余年后两重空间边界变化后的情况。这个变化就是《清史稿》说的“清初，蒙古北部喀尔喀三汗同时纳贡。朔漠荡平，怀柔渐远。北逾瀚海，西绝羌荒。青海、厄鲁特、西藏、准噶尔，悉隶版图。荷兰亦受朝敕称王，名列藩服。厥后至者弥众，乃令各守疆圉、修职贡，设理藩院统之”。清朝灭亡以后，史家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即“清初藩服有二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隶院者，蒙古、喀尔喀、西藏、青海、廓尔喀是也；隶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荷兰，曰暹罗，曰琉球。亲疏略判，于礼同为属也。西洋诸国，始亦属于藩部，逮咸、同以降，欧风亚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于礼则又为敌”。(17)综合来看，显然，第一类是版图之内的蒙古各部(包括喀尔喀、厄鲁特、青海、准噶尔)、西藏，都隶属理藩院，构成了第一层级；第二类是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荷兰、暹罗、琉球，归礼部管理，也包括廓尔喀等理藩院管理的国家。第三类则是无政治关系(敕封)的贸易国家，如俄罗斯及西洋诸国。 对如此众多、情况各异甚至完全陌生的族群和文化，清朝只能采取分类管理的方式。这种分类管理，既体现在处理各国及外番族群事务所属的行政机构上，也表现在礼仪制度的等级差异上。分类的原则是与清朝关系的亲疏远近，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和情感方面。 通过礼仪教化各族群，是礼部施政的总的原则。教化之道，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仪式本身，展示的是清朝的观念、态度；二是仪式所必须的符号性的工具和手段，包括食物、冠服、仪仗、印信、金钱、乐器，也包括文字、音乐和舞蹈等。教化的途径体现在诸多方面，重点是明确等级高低，展示贵贱亲疏。以下重点观察仪式中的差别。 朝贺仪式。属于嘉礼系列。国家最重要的庆典是皇帝登极仪式，在仪式中，“班位”(队列与位置)极其重要，法律性质的《会典》中专设“班位”一级加以规定。清初规定：朝鲜使臣和外藩(蒙古)使臣排在文武百官之后。元旦朝贺仪式上，天聪六年(1632)的规定是蒙古贝勒排在满洲贝勒之后，朝鲜使臣在最后。崇德年间，两者位置颠倒过来。(18)不过，从顺治年间开始，清廷为蒙古王公确定了年班制度，每年必须在指定时间轮流朝觐皇帝，在京居住和任职为官的蒙古额驸(皇室女婿)除外——他们不必再每年参加元旦朝贺。此外，蒙古王公、台吉可以在常朝日(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觐见皇帝行礼。而“外藩模范”朝鲜，只能在极特殊的盛京朝会上觐见，且站班在百官之后，而不像蒙古王公那样位列满洲王公之后。(19)乾隆二十三年(1758)以后，朝贺队列里又陆续增加了属哈萨克的右部哈萨克、哈萨克阿布赉汗子阿第勒素坦，哈萨克杭和卓之弟阿噶岱、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之弟多索里苏勒坦；属回部的回子伯克；蒙古的土尔扈特郡王策楞德勒克；云南边境土司猛拱头目兴堂扎；中亚霍罕使臣及同来的玛木克；安南国王等。朝觐者的族群复杂，身份各异，必须及时调整班位顺序。(20)乾隆二十五年以后规定，哈萨克贵族入蒙古王公班，位置在相应级别蒙古人之后，其后是回部人(一般指有爵位者)；其官员按品级排在满汉官员之后，后定在三品官之末。(21)乾隆三十五年定，霍罕使臣来京，入于三品班之末行礼。土尔扈特郡王策楞德勒克来京，于蒙古王公之后行礼。猛拱头目兴堂扎，随五品大臣班之末行礼。“向例外国使臣另班行礼，以朝鲜国为领班”，朝鲜、琉球、南掌、暹罗四国使臣于百官之末行礼。但如果安南国王来京，班次在和硕亲王之次，明显高于使臣待遇。所体现的只是国王的身份高于使臣。 道光七年(1827)皇帝重新做了一次严格清晰的规定： 向来元旦受贺，蒙古台吉等，本有一定班次，因理藩院不派熟谙典礼之员带领，以致多有参差。嗣后元旦朝贺，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仍照旧入于内地王公之次行礼；其札萨克台吉以下，著按照品级，列于东边行礼内地大臣官员各排之次。其各部落回子伯克、土司等，若照理藩院所议列于内地大臣之次，殊失体制，著另为一班，列于西边行礼内地官员之末。如遇廓尔喀年班来京，按照向来班次，列于回子伯克、土司之末。著理藩院先期于司员内，择其熟谙典礼并通晓蒙古语者，每项派出二员，届期带领行礼。(22)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年元旦朝觐行礼参加者的前后行列顺序：第一层级，内地(满洲)王公→蒙古王公→哈萨克王公→回部王公；第二层级，内地大臣东班→蒙古札萨克台吉，内地官员西班→回子伯克、土司→廓尔喀；第三层级，朝鲜、琉球、南掌、暹罗。清帝国两重空间中的族群政治秩序，一目了然。这就是礼仪的作用。礼仪与政治的关系，不言而喻。 册封仪式。嘉礼。按照规定，蒙古王公、台吉受封袭位，册封仪式由理藩院办理。蒙古王公的夫人(福晋)、女儿(格格)，照满洲王公之例，每五年集中册封一次，礼部派使者携带文书前往。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青海、外蒙古等偏远蒙古地区，改由理藩院系统颁给文书。(23)蒙古之外，回部王公的亲属，立功情形下，也可以得到册封。嘉庆五年(1800)和七年，郡王衔贝勒哈迪尔的母亲和妻子，同治八年(1869)已故郡王伯锡尔的夫人，都获得了册封。(24)其他族群有无册封，未见记录。 颁朔仪式。嘉礼。颁朔，即颁授时宪书(历书)。这在古代是一项隆重典礼，具有浓厚的政治含义。“修职贡，奉正朔”，向来是臣服的标志。颁朔典礼于每年十月初一日黎明在午门外举行，是国家级典礼。届时，王公贵族以至文武百官必须参加，无故不到者，要受处分。朝鲜国要遣派专使参加。参加者依次跪领。内地各省，则逐级颁发。“乃颁布民间。山陬海澨，无有不遍。伪造者论如律。外藩蒙古部落，內外札萨克，诸边番夷，由驿给发。”(25)《会典事例》提到的蒙古部落就有内札萨克科尔沁等二十四部落，外札萨克喀尔喀等十有五部落，青海札萨克王台吉，杜尔伯特部落等。 清代的时宪书中，除了时间、节气信息外，包含着时政信息。乾隆时期，新纳入主权空间的地区，或者原被忽略的边疆区域，都被要求标注在时宪书中。如乾隆二十年(1755)“奉旨，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太阳出入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以昭中外一统之盛”。(26)二十二年，增黑龙江、吉林、伯都讷、三姓、尼布楚太阳出入节气时刻，载入时宪书。伊犁等蒙古部落，并巴里坤、吐鲁番二十处太阳出入节气时刻，增入时宪书，一例颁发。这一年，钦天监将新增有回部二十六处的时宪书颁发天下。三十七年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俄国回归中国，于是添入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二十四处北极高度及偏西度。次年，按照《钦定清汉对音字式》，改正时宪书内所载地名标注。四十二年，新增大小金川及各土司地名，北极高度及偏西度载入时宪书内。时宪书中也增加了内地直省甚至外藩属国的天文地理信息，如四十年，时宪书内增刻安徽、湖南、甘肃三省北极高度及偏东西度。乾隆五十四年，安南照朝鲜之例，将北极高度及偏西度载入时宪书。嘉庆八年(1803)，嘉庆帝令钦天监衙门于颁行时宪书内将“安南”二字改为“越南”，永遵正朔。嘉庆十四年，令将琉球国星度节候详细推算，增入时宪书内以垂久远。(27)一部历书，简直可以看做是清朝两重权力空间的象征，难怪清廷如此重视颁朔之典。(28) 宴享仪式。嘉礼。大宴仪凡国家例宴，礼部主办。这种宴会包括元日宴、冬至宴、元会宴、千秋宴、凯旋宴、外藩宴等名目。 元日宴，即每岁元旦(正月初一日)日中午举行的大型宴会，在朝会仪式之后举行。发端于盛京时代，参加者主要是满洲、蒙古王公，宴会所用的食物，如肉、酒都由参加者自备，具有重要节日聚会庆贺的意思。完全由国家招待，大概从康熙时期开始。雍正四年(1726)确定的元旦宴仪式是： 是日巳刻，内外王、公、台吉等朝服集太和门，文武各官集午门。设御筵宝座前，内大臣、内务府大臣、礼部、理藩院长官视设席。丹陛上张黄幔，陈金器其下，卤簿后张青幔，设诸席。鸿胪寺官引百官入，理藩院官引外藩王公入。帝御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作，王大臣就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余就青幔下，俱一叩，坐。……中和清乐作，分给各筵食品，酒各一卮，如授茶仪。乐止，蒙古乐歌进。毕，满舞大臣进，满舞上寿。对舞更进，乐歌和之。瓦尔喀氏舞起，蒙古乐歌和之，队舞更进。每退俱一叩。(29) 《会典事例》中记载的情况稍有不同： 凡三大节大燕之礼。是日卯时，内外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伯克等，俱朝服在太和门会集。文武大臣、有顶戴官员俱朝服，暨朝鲜等国来使，在午门外会集。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内务府、理藩院堂官，共视设席。……是时礼部堂司官，引庆隆舞于丹陛上，司章歌作。小司舞、大司舞，司舞人以次进舞。……舞毕。次吹笳吹人员进殿，奏蒙古乐曲。次掌仪司官，引朝鲜、回部各掷倒伎人、金川番子番童等，陈百戏毕，俱退。内外王等以下公以上、台吉塔布囊伯克、文武大小官员及各国来使等，各于坐次行一跪三叩礼兴。(30) 这应该是乾隆朝平定金川以后的规定仪式。 综合起来看，这套复杂仪式中，值得注意的是：1、主办者，包括内务府、礼部、理藩院，代表着皇室和国家；2、仪式的主角是皇帝和几大族群代表——满洲王公、文武百官(满汉两族)、外藩蒙古王公、回子伯克，各国来使似乎处于旁观者角色；3、舞乐配备，除了继承自汉族的传统宫廷乐丹陛大乐、中和韶乐和中和清乐外，还有满洲舞、蒙古乐、瓦尔喀乐舞和回部、金川(藏族)、朝鲜的杂技表演，巧妙地整合了境内外、汉与非汉各族群的文化，极具代表性。 冬至宴。顺治间制定，仪式如元旦宴仪，但很少举行。 元会宴。也在初一日，但只在一些特定年份举行。参加者主要是百官大臣。但乐舞中使用外藩各族群乐舞。“歌阕，笳吹进，番部合奏进，内府官引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陈百戏，为稍异耳。”(31) 千秋宴。是为高寿耆年者(60岁以上者)举办的祝寿之宴，设于畅春园，有时设于乾清宫，参加者包括境内各族群代表人物，境外属国使臣也可参加。如乾隆五十年(1785)，“设宴乾清宫，自王公讫内外文武大臣，暨致仕大臣、官员、绅士、兵卒、耆农、工商，与夫外藩王公、台吉，回部、番部土官、土舍，朝鲜陪臣，齿逾六十者，凡三千余人”。(32) 凯旋宴，自崇德七年(1642)始。顺治十三年(1656)定制，凡出征将帅得胜凯旋时，皇帝接见并赐宴。乾隆朝，定金川，宴瀛台；定回部，宴丰泽园；平两金川，赐宴紫光阁。“其时所俘番童，有习锅庄及甲斯鲁者；番神傩戏，亦命陈宴次，后以为常。”(33) 外藩宴。包括两类，一类是专为境内的蒙古王公台吉预备的，举行时间是每年的除夕(十二月三十日)和上元节(正月十五日)，主办机构是内务府和理藩院。宴会地点设于保和殿，赐蒙古王公等，仪式包括就位、进茶、馔爵、行酒、乐舞、谢恩，如同元日宴。 除了上述集中宴请外，蒙古各部临时来朝进贡，送亲入觐者，或御赐恩宴，或宴于礼部，按皇帝指示办理。除蒙古部落外，还有索伦部落、西藏达赖喇嘛使者，甚至还有俄罗斯使者被宴请的记载。 另一类是针对诸国朝贡使臣的，如朝鲜、安南、琉球、荷兰遣使来京，也有例宴。乾隆间，缅甸使臣陪宴万树园，以其国乐器五种合奏。其后凡遇筵宴，备陈准部、回部、安南、缅甸、廓尔喀乐。(34)配置的是广义的外藩族群音乐。 尽管看上去蒙古和朝鲜都受到宴请，但实际上差别很大。比如，朝鲜使者能够参加的宴会很少，而且，制度上明确规定，宴席规格上，蒙古用四等席，而朝鲜用五等席。 当然，教化“异族”是一项复杂工程，仅有短暂呈现性质的仪式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更长久、更容易随时感知的象征性手段和工具来辅助。其中有些是物质形态的，例如印信、服饰、仪仗、祠庙(包括牌位塑像)及诏敕等；也有的是无形的抽象的，例如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等。有些情况下，二者可以配合起来使用。 最容易观察的是印信。它是权力的符号和象征。在清代，通过印信的形制、材料、规格及附着其上的文字，至少被赋予了5种以上的名称，如宝、印、关防、图记、条记等，虽然功能相似，但每种的具体含义都不同。文字使用上，所有印信，都必须使用满文，包括境外的朝鲜国王印、琉球国王印。亲王、郡王印，中央各部院衙门印信，都是满文、汉文对照。但理藩院使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各地方政府印信，印文也不相同。蒙古札萨克印、盟长印，满蒙文对照。驻在并统辖蒙古地区事务的官员印信，都附有蒙古文或者卫拉特蒙古文(托忒文)。但在官印上使用满汉文以外的文字，仅限于蒙古。其他族群，一无例外，都只能使用满汉文对照印信。无论是驻藏大臣还是西南、西北的各级土司。(35)当然，西藏活佛(呼图克图)、札萨克达喇嘛印信，用满蒙藏三体对照或满汉对照。(36)至于回子伯克，虽然也有品级，却不给颁发印信，实际上并不作为正式官员对待。各族的政治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礼仪乐舞的族群多元化也承载着清朝“布邦教”于远人的理想。清代专门设有乐部，由礼部大臣兼管。乐舞作为仪式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祭祀、朝会、宴享都离不开，清廷非常重视。“协之以声歌，播之以器物”，“以格幽明，以和上下”。乐舞可以沟通人神两界、和谐上下关系，作用匪浅。 清代整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宫廷乐之中和韶乐、丹陛大乐，又新设了蒙古乐曲、朝鲜国俳乐、瓦尔喀部乐、回部乐、番子(金川藏族)乐、廓尔喀部乐、越南国乐、缅甸国乐。这些新乐舞总称“筵燕乐”，主要用于不同的宴会仪式上，由乐部和声署和内务府掌仪司掌管。八种新乐使用的具体乐器如下： 凡筵燕乐有九。一曰蒙古乐。器用笳吹之笳、胡琴、口琴、六弦筝各一。番部合奏之云锣、箫、笛、管、笙、筝、胡琴、琵琶、三弦、二弦、月琴、提琴、轧筝、火不思、拍版各一。一曰朝鲜乐。器用朝鲜之笛、管、俳鼓各一。一曰瓦尔喀部乐。器用瓦尔喀部之觱篥、奚琴各四。一曰回部乐。器用回部之达卜、那噶喇、哈尔札克、喀尔奈、塞他尔、喇巴卜、巴拉满、苏尔奈各一。一曰番子乐。器用金川之得梨、拍且尔得勒窝各一，班禅之得梨二，龙思马尔得勒窝四。巴汪、苍清各一。一曰廓尔喀部乐。器用廓尔喀之萨郎济三，丹布拉、达拉、达布拉各一、公古哩四。一曰安南国乐。器用安南之丐哨二，丐鼓、丐拍、丐弹弦子、丐弹胡琴、丐弹双韵、丐弹琵琶、丐三音锣各一。一曰缅甸国乐。器用粗缅甸之接内塔兜呼、稽湾斜枯、聂兜姜、聂聂兜姜、结莽聂兜布各一，细缅甸之巴打拉、蚌札、总稿机、蜜穹总、得约总、不垒、接足各一。遇筵燕皆用之。(37) 史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各种乐器的材质、形制、制作工艺及简单演奏技法，于此不赘述。 此外，在婚丧仪式、祭祀仪式、朝贡仪式、使者接待、抚恤赏赐、行围狩猎等几乎所有涉及仪式制度的场合，都显示出各族群的差别对待。通过这些差别待遇，皇帝头脑中各族群及其上层与自己、与清朝的远近亲疏得以展现。而场景化再现的最终目的，则是使疏远者努力变得亲近，使亲近者更亲近，从而实现“怀柔远人”的教化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