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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ernacular概念的译介 小长谷英代在将vernacular概念引入日本民俗学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其2016年发表于《日本民俗学》第285号的《vernacular———民俗学的跨领域视角》一文中，她从vernacular和语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关联入手，梳理了vernacular一词词义变迁的过程。 该文基于小长谷英代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集中授课的内容撰写而成，论文的中文译本《“Vernacular”：民俗学的超领域视界》，登载于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编：《遗产》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译者为郭立东。一文中，她从vernacular和语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关联入手，梳理了vernacular一词词义变迁的过程。 语文学(philology)有着悠久的历史，以拉丁语古典文献为中心的“古典语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蓬勃发展，所以“vernacular初期的语义是指与拉丁语相对的各种语言”。正如波洛克所指出的“vernacular的拉丁语词源verna中有‘土生的奴隶’(house-born slave)之意”，与当时代表着中央、权威、通用、学术、教养等含义的拉丁语相对，vernacular用来指代地方的、土著的、身份低下的人所使用的“俗语”。 18世纪后，语文学逐渐科学化，除古典语文学之外，出现了比较语文学、一般语文学等分支，而“黎明期的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在探索文明和民族精神的起源的过程中，以语文学的繁荣为背景，形成了各自学科的轮廓”。 比较语文学涉及从印度到欧洲的广阔领域，在德国和英国分别出现了比较语文学与民俗学、比较语文学与民族学的融合。19世纪中叶的民族学研究，在进化论的理论支撑下，借鉴比较语文学的谱系研究法，对所谓蒙昧、野蛮社会进行考察，试图解析人类的起源，为西方列国帝国主义思想及殖民行为提供了所谓合法性依据。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各地土著语言、俗语而存在的vernacular，在西欧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被重新阐释。它被定义为蒙昧社会里野蛮的、无法文明化的人种的语言，并由于语言与人种、民族之间的关联性，被作为非文明人、非近代人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在美国，除比较语文学外，还存在一般语文学的学术倾向，与初期的民俗学研究相互交融。比较语文学试图将多种语言纳入同一体系中加以研究，而一般语文学则注重对某个特定民族的语言、文学进行深入探究，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由于《圣经》的口语化表述的需要和印刷术的普及，曾处于优势地位的拉丁语逐渐衰落，相反，曾处于劣势的各民族语言——vernacular却得以蓬勃发展。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vernacular，即各民族的口语方言，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各种地方口语(vernacular)中的土俗(vernacular)特质被剔除，vernacular作为引以为傲的民族语言(母语)被赞颂”。不仅如此，如赫尔德从高雅的外来语传入德国之前已存在的德国本土口语中，找寻民族语言的意义那样，民俗学研究又赋予了vernacular一词“本真性”的价值。 之后，语文学研究曾一度因进化论的理论枷锁和醉心于对文本精确性的考订，束缚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在学界的影响力逐渐减退。然而到了后现代，出现了“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的学术潮流。这一潮流萌发于比较文学界，但其影响与意义却不仅限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后殖民研究者萨义德等人所倡导的“回归语文学”，就根本而言，是要“重回人文主义，通过对语言的溯源重新回到历史生成之初，去寻找那言词背后的‘历史生成’……使语言回到所附着的和所涉及的社会语境、民族历史中，最终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种种事实进行质疑、批判和敞开”。语文学在后现代的重新定位，使得语文学研究从对语言本身的关注转向对语言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关注，并作为具有批判性的方法论的一种，扩大了其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影响。而语文学研究的再次兴起及重新定位也使得vernacular一词产生了相应的变化，vernacular的含义也同样跳脱了语言学的框架，走向当代文化研究的广阔领域。 除vernacular与语文学的关系外，小长谷还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vernacular建筑、vernacular与民俗生活(folklife)、vernacular宗教等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为日本学者vernacular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