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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研究对象的vernacular 如本文开头所述，vernacular一词内涵丰富，与权力、近代、人种、阶级、个人和集体的创造性、研究者的定位及政策等问题相关，日本第三代民俗学者基于日本语境对这一概念的阐发，与日本民俗学界从民俗到日常生活，从民俗到人，“新在野之学”式的思考等一些转向密不可分。在由第二代学院派学者主导的学科建设期，日本民俗学形成了历史民俗学一家独大的格局，也使得民俗(folklore)一词被刻上了“过去遗留物”的烙印，从而窄化了民俗学研究。为了拓展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第三代的领军人物试图用vernacular一词取代folklore一词，使民俗学研究能够朝向当下，包含更为广阔的内容。 (一)日常与vernacular 2021年3月，日本最新出版了由岩本通弥及其弟子编写的一部民俗学教材——《民俗学的思考方法——捕捉当下的日常与文化》。在此之前，日本曾有两本影响颇广的民俗学教材，一本是由福田亚细男、宫田登主编的《日本民俗学概论》；另一本是由佐野贤治、古家信平等编写的《现代民俗学入门》。 宫田登、福田亚细男是日本民俗学第二代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主编的《日本民俗学概论》初版于1983年11月，正值日本民俗学的黄金时代，可谓日本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教材由“空间的民俗”“时间的民俗”“心意的民俗”“专论”四章组成，前三章包含村落的住宅状况、亲族关系、生产活动、婚丧嫁娶的仪式、民俗艺能、民间信仰、民间传说等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而第四章专论中，他们依据时代的变迁，补充了“都市民俗学”的内容，并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部分，提出了有别于柳田国男“重出立证法”的“区域研究法”，强调把村落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考量；关注各类民俗事象的意义、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性等。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民俗学步入多样化探索期。研究方法、目的、对象的不统一及扩散性是第三代学者的特征。1996年，佐野贤治、谷口贡、中入睦子、古家信平等编撰的《现代民俗学入门》问世。该教材试图突破传统民俗学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更好地应对学者多样化的问题意识，并努力服务于社会。因此，除“自然与民俗”“神的民俗志”“人与人的羁绊”“生与死”外，教材补充了“现代社会与民俗”和“国家与民俗”的专题，将传统民俗学的事例与社会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岩本通弥等人编写的《民俗学的思考方法——捕捉当下的日常与文化》则更进一步，将眼光朝向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试图进一步开拓日本民俗学研究之前尚未涉足的一些领域。 早在1998年，岩本通弥就曾发表《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为什么民俗学疏离了“近代”》一文，指出民俗一词的既有定义强调与过去的延续性及本身的稀缺性，蕴含着“亘古不变的重要文化”这一本质主义的内涵，故而与现实渐行渐远，所以必须倡导民俗学重返当下的日常。自2014年起，岩本提出“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并于2015年创办中日韩三语的《日常与文化》杂志，迄今为止共发行了9期。 《民俗学的思考方法——捕捉当下的日常与文化》这本教材以“日常”“vernacular”为主旨，分为“捕捉当下的思考方法”和“解读现代民俗学的关键词”两个部分。该书在传统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科学技术、文化遗产、国际化与越境研究、照护、性别、教育、公共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亚文化与民俗学、多样化的民俗学等诸多较为新颖的内容。 在岩本看来，作为对象的日常即是vernacular，指代我们周围习以为常的、不言自明的种种事象。而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不仅聚焦于这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司空见惯的事象，还关注事象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的过程，即“动态的日常化”。岩本的日常研究颇具日本特色，他汲取了柳田国男的思想资源，“以‘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中理所当然的存在为对象，对其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拆解和分析，从而促使人们自省自身的行为”。 而岩本的日常研究的前提，在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拓展，也就是需将我们身边的种种文化现象(vernacular)都纳入考量的范畴。正如门田岳久在该教材的序言中所述：“本书的理念在于不仅将过去传承至今的‘民俗’作为研究对象，也将我们现在的日常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将民俗学视作一门既回溯过去、也思考当下的学问，可谓21世纪(日本)民俗学研究的重大范式转换。” (二)“俗”与vernacular 同样旨在拓展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岛村恭则并没有如岩本通弥一般将vernacular与日常等同视之，而是将日常分为“自上而下的日常”和“vernacular的日常”两种，即将日常的一部分视作vernacular。例如，岛村指出，2020年5月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为防止新冠疫情扩散，提出了所谓“新型生活方式”。这种由国家倡导的正统的、普遍的日常生活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日常”，而人们自己摸索、践行的新型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受到国家、媒体的影响，却又可能与之不同)，便是民俗学所关注的“vernacular维度的日常”。 同时，岛村还将vernacular的概念与其近年倡导的“俗”的概念统一起来。 具体而言，首先在2018年，岛村恭则于《社会变动、“生世界”与民俗》一文中，通过借鉴美国民俗学者普里米亚诺的vernacular宗教理论中对vernacular的阐述和日本社会学者提出的“生世界”概念等既有研究成果，将vernacular定义为“产生并存在于作为生存世界的‘生世界’中的经验、知识、表现”，并将“民俗”与“vernacular”、将“民俗学”与“vernacular studies”等同起来。因为在岛村看来，提起民俗学(folklore)，人们往往认为它是一门研究农村、山村、渔村自古流传下来的民间传承的学问，而没有folklore的传统遗留物印记的vernacular，与日本民俗学当下所强调的日常生活研究更加契合。 然而，日语中的“民俗学”一词与volkskunde和folklore的对应，以及“民俗”一词与folklore的对应早已深入人心。所以，将“民俗”转而与vernacular关联会引发与既有概念之间的冲突，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对此，岛村在其新著《大家的民俗学——“俗(vernacular)”是什么》中，修改了其对vernacular的定义。他将“vernacular”与民俗中的“俗”字对应起来，并如此定义：所谓“俗”，包含下述四重含义中的某一个，或是它们的任意组合。这四重含义分别是：(1)与支配性权力相左的事物；(2)无法完全用启蒙主义之理性来解释的事物；(3)与普遍、主流、中心的立场相悖的事物；(4)与正式制度保持一定距离的事物。 岛村认为，“俗”首先是研究对象(作为方法的“俗[vernacular]”将在下文中讨论)。在书中，他向读者展示出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丰富而有趣的民俗学研究对象，比如家庭内部约定俗成的习惯、校园怪谈、咖啡店的优惠早餐、职场里的默会知识、生活中的动漫角色等等，而这些，都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有别于官方规则、教育体制等权威性事物的vernacular。 (三)物质文化与vernacular 与岩本通弥、岛村恭则的民俗学整体研究不同，加藤幸治的研究偏重于物质文化。他师从民具学大师岩井宏实，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建树颇丰。 在日本第二代学院派学者执掌学界、开展学科建设的时期，历史民俗学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标准”，研究内容偏重于民俗事象和社会传承。如第三代领军人物菅丰所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民俗学，乍一看盛况空前，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民俗学学术空洞化的时期。标榜历史民俗学的一派学者，手握学界霸权，使得日本民俗学研究不断窄化，而那些与之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的学者，则以自己的研究对象、类别为主题，重新组建学术组织。1972年日本生活学会成立，1975年日本民具学会成立，1977年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成立，1984年民俗艺能学会成立，暴露出在被历史民俗学派实际掌控的日本民俗学会中，难以将民具、口承文艺、艺能等领域囊括进来开展综合研究的事实。” 加藤幸治的vernacular研究，有将物质文化研究重新导入日本民俗学研究，以丰富研究对象的倾向。他认为，vernacular是某个社会里固有的生活文化，同时也是一种生活实践，这种生活实践依存于生活语境，具有匿名性、经验主义的特征，内嵌于以默会知识为背景的日常之中。加藤还通过“便携式燃气炉”这一物品对vernacular的定义进行了阐释。便携式燃气炉虽是岩谷公司的一个发明，却基于生活文化，共享火锅美食的生活文化是民众智慧的结晶(匿名性)。而且，利用燃气炉等工具烹饪美食是依据经验进行的(经验主义)，火候的掌控与烹饪的过程无法言说(默会知识)，而通过分餐的方式实现平等用餐的做法又与饮食文化(生活实践)紧密相连。 加藤对于物质文化的关注，与美国民俗学者亨利·格拉西不乏相似之处。事实上，美国民俗学的vernacular研究是在与vernacular architecture(乡土建筑)研究的交融中萌发的，亨利·格拉西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格拉西的民俗学著作《美国东部物质民俗文化模式》(1968年)被誉为vernacular architecture研究的范本。他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研究方法，通过民居建筑对无名的人们的生活进行了整体把握，探究地方文化模式及传播方式。之后，在1975年的《弗吉尼亚中部民居》一书中，同样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他借助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将建造民居与语言习得进行类比，归纳出弗吉尼亚民居中共通的“语法”——建造规则。更重要的是，他关注民居建筑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对民居建筑的研究，他重塑了当地的人口迁移、产业发展等历史，并指出民居建筑传统的变迁不仅受到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更是弗吉尼亚人思想模式变化的结果。格拉西继承并发扬了包括民居建筑在内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对美国民俗学学院派偏重“语言”研究的传统模式提出质疑，强调对“民俗生活”(folklife)，即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的研究，而不仅仅限于口承艺术等俗民“知识”(lore)的研究，从而增加了研究的多样性。 类似的，加藤幸治也强调日本民俗学中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但比起建筑，他更关注农村的稻谷堆、棚田、小贩卖烧烤用的铁板、渔民堆放的装鱼的箱子等日常中的造型艺术。例如，农民将成熟了的稻子竖直堆放，晾晒风干。稻堆颇有造型感，乍一看有点像妖怪。调查之后加藤发现，这样的造型其实源于人们的日常经验。将刚收割完的水稻直立，其茎部留存的糖分会因为重力的原因汇聚到米粒处，而阳光的照射更增加了其甜度。不仅如此，人们堆放水稻的劳作是对农业机械化的一种反抗，他们在堆稻子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连带感，有些地区甚至将堆稻子发展成为一种庆祝活动，使其成为生活中富含创意的行为艺术。由此，加藤指出，相较于那些对民具、祭祀器物、乡土玩具等开展的传统民俗学物质文化研究而言，vernacular概念的导入，使物质文化研究更为关注包含当代在内的各个时代里各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行为，从而帮助人们发现日常风景中隐含的有趣的生活造型艺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