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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如上所述，vernacular一词目前已是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共通术语，但究其根源，不难看出其与萌芽期的民俗学颇有关联。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逐渐确立，vernacular曾一度退出了历史舞台，却又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重新回归学术世界。 当代日本民俗学对vernacular的援引和阐发，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民俗学学术潮流的外在影响和自身内在的转向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民俗学界对于vernacular的理论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重视语言传统的vernacular语文学论(鲍曼)和重视民俗生活整体的vernacular生活论(格拉西、普里米亚诺等)，日本民俗学依据自身发展需求对后者更为关注。 vernacular一词的词义较为复杂，涉及的内容较广，日本学界在进行vernacular的本土化建构时，尤为关注其中的“日常生活”“对抗性”“个体的创造性”“地方性”等内涵。这与其日常生活研究、公共民俗学研究、对抗霸权的民俗学研究等研究趋向密切相关，旨在摆脱folklore研究对“传统”的过分执着，拓展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使当下新生成的文化现象也能被纳入考量的范畴，并凝练出作为方法的vernacular。目前，日本学者通过教材编写、个案研究等方式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然而，日本的vernacular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够充分的地方。例如，虽然“vernacular相较其他术语而言，不太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vernacular这一概念中同样也存在权力压迫的问题。在历史上，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地方口语(vernacular)曾出现过价值转换，德语、法语等一些本为vernacular的语言，颠覆了与拉丁语二元对立中弱势一方的身份，成为拥有支配地位的“母语”。但在此过程中，作为母语的vernacular又“压制了国内其他方言等作为少数派土著语言的vernacular”。所以，对于vernacular中隐含的权力问题，我们需要更加深入且自反地加以思考。 此外，与日本民俗学不同，中国民俗学在诞生之初便与vernacular密切相关。胡适将白话文(vernacular)视作欧洲的地方性口语，用以对抗相当于拉丁语的文言文，虽然其观点中不乏对vernacular的误读之处，却也促成了vernacular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所以当我们与日本及欧美民俗学者就这一前沿问题开展对话时，需要重返中国民俗学的起点，重审白话文运动与中国民俗学生成的关联，探讨vernacular在中国语境中的拓展及意义，构建属于中国民俗学的vernacular论。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