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区域意识到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16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 陈奉林 参加讨论
在东亚整体发展过程中,日本总是自觉地加入区域的联系与互动中寻求发展,始终与东亚形势形影相随,“大陆文化传入日本列岛绝不是偶然的,一定与大陆诸民族的动向密切相关”(11)。朝鲜半岛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以期跟上东亚社会的发展步伐。“对于古代朝鲜来说,不仅接受中国文明,也有机会接受经由北方游牧骑马民族文化……与日本一样,吸收汉字,摄取中国佛教,在接受中国统治术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家。”(12)对于这一点,国内外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例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这个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意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13)我们强调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非忽视或否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作用。 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科技进步直接推动各国之间及其与域外世界的多层次、多渠道交流,扩大整体意识。这个条件之所以重要,说到底就是人类活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无论如何,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都要交流,在相互交流中各自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要突破这个狭小的活动范围,必须有技术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支持。隋唐时期是中国对外认识与交往空前扩大的时期,我国学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始终是在中同,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而且其中心不断地转移。”(14)我国学者还指出:“存这个地理范围内,以中华文明为核心,逐步向四周扩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圈。”(15)中国商船可由北路登州赴朝鲜半岛、日本,由南路扬州、明州、温州和福建抵达日本,往来的商船大者长达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16)。不仅如此,中国商船还通过广州“通海夷道”远至印度东西海岸和波斯湾沿岸各国(17)。阿拉伯人、波斯人也通过海路来到东南亚、中国沿海各地从事商业活动。东亚与南亚、西亚以至欧洲的交往空前扩大,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唐大和尚东征传》详细记载了唐朝天宝年间广州国外商船云集的情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狮子国(即今锡兰),大石国(即大食,今阿拉伯半岛),骨唐国,白蛮,赤蛮等来往居住,种类极多。”这是当时广州对外交流情况的真实写照。 东亚区域意识在空间上进一步发展,是同各国交往范围的扩大加深分不开的。对外交往的动力基本来自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各国商人、特别是华商充当了重要角色。由于地理之便,各国的交往首先在相邻国家间进行,然后突破自然的与技术上的障碍向外扩展,形成国家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打上区域文明的特征。唐宋以来,中国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的参与扩大,贸易的巨爪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区域意识较以前具有了新的因素。东亚区域意识与欧洲精神不同,所依托的不仅仅是东亚辽阔的腹地,同时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国家力量作为有力的支撑。东亚的中国、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之间进行经济与文化往来,同时与东南亚、南亚通过古代贸易网发生联系,虽然各国交往深度不一,但作为多样性的交流使东亚与南亚的交流超过南亚与地中海区域的交往。随着阿拉伯人从海上东来,中国南部诸港互市贸易更加兴盛,中国与印度的海上贸易也增多了(18)。造船技术进步与国家力量参与到对外交往中,带来的是区域联系加深与拓展,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区域意识明显地从东北亚一隅扩展到东南亚,视野从东亚一隅扩至整个东方,封闭狭窄的视野被普遍的、经常性的联系取代了,真正形成具有明确内涵和联系纽带的东亚意识。 把东亚区域意识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进行研究,是开展东方历史研究的有益尝试,也适应了今天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与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它可以为区域合作的开发开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理论上的借鉴。东亚区域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东亚特殊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看来这种意识正在加强,形成历史的自觉与自醒,在不远的将来东亚意识会逐渐上升为亚洲意识。应该指出的是,东亚历史上区域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以各国相互联系互动为标志,强调国际性,超越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突出国家间的互利、合作与共赢。正是由于这些多元型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的诸多有利条件,从而实现东方国家在近代以前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优秀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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