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40 《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 张昭军 参加讨论
首先,宣言总结了“古学”的成绩与不足,指出“国学”不同于“古学”。 “古学”一词并非胡适新创,20世纪初年,邓实、许守微、梁启超等人已多次使用该词。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虽接承了“古学”之名,但在指涉对象和用法上却有显著差异。邓实等所言“古学”主要指先秦学术,例如他们所说的“古学复兴”,“复兴”的就是先秦学术;胡适则将“古学”从先秦扩展至清代,即整个中国传统学术。邓实等所使用的“古学”与“国学”存在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古学”即“国学”⑦;胡适则力图就二者做严格界分,突出二者的不同性质。 在宣言开篇,胡适如此描述古学界的状况:“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还在那里支撑门面。”他认为,古学的衰落,并不能代表国学的式微。“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在我们看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他强调,不同于古学,国学非但不会沦亡,反而充满希望。“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⑧ 《发刊宣言》一方面总结了古学近三百年来在“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着重指出古学研究的缺点:(1)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2)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3)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宣言所列“古学”所缺的三点,实际上正是“国学”的新异之处,或者说今后努力的方向。他说:“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1)扩大研究的范围。(2)注意系统的整理。(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发刊宣言》提出以“国学”区分“古学”,得到一批学者的响应。许啸天专门编辑了《国故学讨论集》,他认为,“从前老前辈嘴里常常标榜的什么‘经史之学’、‘文献之学’、‘汉学’、‘宋学’”,“那班穷秀才”所附庸的“烂调的时文诗赋”,乃过时的古学,实质上并不具备国故学的资格。⑨吴文祺也把“乾嘉大师”、“老秀才”的学问排除在国故学之外,他说:“乾嘉大帅[师]不遗余力地提倡国故学,但是终还不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及‘乌龟八股’的势力!前清的科举余孽,能有几个懂国故学的?虽然不能说他们个个不懂,但据我所知道的,十个秀才有九个不懂。”⑩顾颉刚也认为北大所治的国学与“老学究们”异趣,反对把“国学”一名送给后者。(11) 第二,宣言提出,要打破成见,扩充国学研究领域,把“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作为有待考证的资料。 从扩大研究范围的角度,胡适提出了他的“国学”概念:“‘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12)“古学”的研究范围集中在经学(13);“国学”则要破除古学的门户界限,脱离经学的羁绊,拓展研究的范围。“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14) “历史的眼光”即实验主义所说“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按照胡适的说法,“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15)。换言之,“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16)这实际上是一个“祛魅”,或者说解构的过程:脱了“儒书一尊”的成见,经学既不是“经”,也不成为“学”,而是与佛藏、道藏一样——不管是正统还是邪门,处于同等的位置,变成了有待审订的文化历史资料(17)。 胡适关于“国学”的解释,对中国传统学术而言,无疑是一场革命。包括经学在内的“古学”变成了国学研究的文化历史资料,这绝不仅是形式的改变。正如林毓生所说,新的范式的突破性的发现,除了与旧的范式具有辩证的关系以外,乃是“内在理性”(internal rationality)的突破。(18)扼要而言,《发刊宣言》在“内在理性”上的突破,除“历史的眼光”外,还源自胡适一贯倡导的“评判的态度”(19)。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也是评判的态度”。并用尼采的话解释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20)而这种“评判的态度”又以“科学的精神”为基础。《发刊宣言》表示:“整治国故,必须……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明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祛除先见,追求真相,成为国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和学术自觉。以历史的眼光、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重新审视,“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21)由此,不仅子学、史学摆脱经学而得解放,戏曲、小说和歌谣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如吴文祺所说:“在科学家事事求真的意义底下,无论国故是神模也好,是化石也好,都有研究的价值。”(22)这就从学术理念和研究对象上为整理和研究文化史做了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