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50 《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 张昭军 参加讨论
(二)文献学的方法 “苟不采科学上之方法,则整治国故之一语,殆属毫无意义。”(48)所谓的“科学的整理国故”,主要是就方法而言。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考据为代表的古典文献学方法。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治学嗜好考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后发表《“研究国故”的方法》、《再谈谈“整理国故”》、《校勘学的方法》等文,专门介绍“整理国故”的方法。从这些文章看,他所讲的主要还是古典文献的整理方法。唐德刚认为,胡适的治学方法“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具体说,“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也就是‘整理国故’之学。”(49)胡适求学时期,曾受过杜威、赫胥黎、浦斯格等人的熏陶,他的治学方法自非乾嘉考据学所能限,不过,文献考证方法在胡适的学术研究中的确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余英时就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50)“整理国故”的其他几位代表人物,如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等,也是以考证见长。顾颉刚乃至用“考据”来代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生命。他说:“考据的工作原是我们这个学术机关的生命,只要我们这个机关有一天的存在就该做一天的本分的工作。”(51)作为《发刊宣言》的学术实践,《国学季刊》1923-1927年所发表的37篇论文,研究方法也以考证为主。 吴文祺等人论证国故学是一门专门的科学,所依据的也正是“整理国故”的文献学方法。他认为,只有考证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这几种学问,才是“纯粹的国故学”(52)。曹聚仁则以胡适俞平伯之小说的考证、梁启超顾颉刚之史的考证、陆侃如吴小模之诗歌的考证成绩说明:“纯粹的国故学”以“新考证学”为中心(53)。郑振铎的说法更为绝对,他认为,“国学家”其实是除了古书的训诂之外一无所知的专门学者(54)。简言之,就方法论而言,国故学即是以考证为核心的古典文献学。 “无史料斯无历史矣。”(55)法国学者朗格诺瓦的这句名言,在20年代中国学者并不陌生。“整理国故”所提倡的以考证为代表的科学方法不仅直接推动了现代学术转型(56),而且在文献考订等方面为建设中国文化史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成绩值得肯定。但反过来说,史料仅是构成史学的要件,决非史学本身;文献考订仅是通向文化史的一步,而不是全部。正如日本著名文化史家石田一良所指出,史料的编辑,即便是史料的编年或类聚,“也绝对称不上历史,是历史学以前的东西”(57)。过于依靠考证学方法,“整理国故”难以完成向“文化史”的转型。 第一,文献考证学方法不能解决文化史所要求的人文精神问题。对此,时人已有认识。1923年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发表演讲时指出,治国学有两条大路,仅凭文献考证方法并不能走通:“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必须第一条路走通了才能走到第二条路上去,但第二条路与第一条绝不相同,“这可说是国学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58)。《学衡》派以新人文主义为宗旨,主张研究古人古事要有了解与同情、综贯与会通,认为仅凭考据难识得中国文化的精神。该派成员柳诒徵指出,国故有可整理者,亦有无俟整理者;中国文化的精神,则惟待后人之继续进行。“孜孜考据者,虽日出而不穷,而前人之精神,乃徒留于纸面,不复见于今日之中国矣。故余谓今日学者第一要务,在继续前人之精神,不可徒骛于考据校勘之事,奉考据校勘片文只字之书,为中国无上之学,而于圣哲所言大经大法,反而视若无睹。”(59)1926年,钱基博为《国学文选类纂》作序,也认为仅凭科学方法并不能究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胡适等人整理国故“舍‘人文主义’而言国学,则是遗其精华而拾其糟粕,祛其神明而袭其貌焉也。”(60) 第二,文献考证学方法难以构建起文化史的系统。梁启超、钱穆等既在国学研究领域富有建树,又是较为成熟地运用文化史范式开展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对“科学的整理国故”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授课,讲到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时,对“科学的整理国故”不无针对性地批评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61)钱穆《国史大纲》对此也有反思,他尖锐地指出:“考订派”“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回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62)缪凤林在《历史之意义与研究》一文中指出,“考据派于学问不事博通而能专精,但流于干枯。盖皆熟悉文字之源流,语音之变迁,其于文章,惟以训诂之法研究之,一字一句之来源,一事一物之确义,类能知之,而于文章之义理、结构、词藻,精神美质之所在,以及有关人心风俗之大者,则漠然视之。”(63)也就是说,依赖考据,可能会获得一些专门知识,但难以打通义理,形成系统,看清大体;推而言之,不可能产生系统的文化史。 实际上,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进行,科学派对自身方法上的弊端已有察觉。1930年,傅斯年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一文中指出,“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不比现代材料,多可注意于人事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代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东西去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结果,所得究竟有限,况其物的本身,间有可怀疑之处,所以应当注重整个的观念。……同属一物,在各处所表现的意义,就各不相同;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知识。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致于误解。”(64)他已注意到具体史实考证无法解决文化史所要求的整体观念问题。 “整理国故”与文化史目标间的这种紧张,一定层面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西方科学理论间的隔阂所致。下面,再从学术实践层面,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例,具体分析他是如何处理这种紧张关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