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7)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41 《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 张昭军 参加讨论
胡适透过“创造性的”古典时代→宗教化(反科学)的中古时代→“中国文艺复兴”的近世时代,凿出了一条中国哲学的进化之路。胡适以知识论和科学方法为主线,实现了中国哲学史的系统化。 值得关注的是,约与此同时,柳诒徵编撰了第一部规模较大的《中国文化史》。该书并不采知识论的立场,而是以儒家的人伦教化为宗主,极力表彰周孔、程朱及明清诸儒的儒家人格和士人精神,与胡适的提法存在很大差异。由此追问的是,胡适何以选择以知识论和科学方法作为中国哲学史的线索,依据何在? 胡适晚年曾对这一问题有过认真总结。他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作。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85)在对方法的重视这一点上,胡适所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具体地说,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胡适有时称之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帮助胡适“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打倒名教”、突破旧的哲学范式等方面(86),确实发挥了威力,就像胡适所说,这是“最公平”、“最厉害”、“最带有革命性质的”方法(87)。不过,实验主义方法在处理大题目大问题方面先天不足,胡适所尊奉的“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与中国哲学史所要求的综合贯通存在冲突。因为,按照胡适的理解,“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88)“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89),对于实验主义者来说,建构中国哲学史绝对称得上是一项无比浩大的工程,短期内绝难完成。那么,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秘诀在哪里呢? 原来,尽管胡适标榜“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90),但在走向历史,特别是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并没有严格遵循实验主义的步骤,而是取了“捷径”。他不自觉地放弃了一切学理都是待证的假设这一实验主义的信念,在衡论中国哲学历史时,有意无意中借用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经验,目的论色彩十分突出(91)。胡适自称他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实际上是以西方的进化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他的中国历史三段论,与西方的古典文明时代、中世教会时代、近世的文艺复兴时代一一对应。就像实物写生,胡适构建中国哲学史系统时,始终在仿照现成的西方模型。他以《诗经》比附《圣经》,以文言比附西方的拉丁文,以犹太教士比附儒的起源,从宋儒的“格致”说和清儒的考据学中读出西方的“科学方法”。从东西方哲学心同理同的预设出发,他顺理成章地论证出“东西两方的哲学到底还是相似多于相异”,中国哲学里并不缺乏科学精神与方法。(92)换言之,胡适是用西方的哲学框架和历史精神来解释中国的哲学史料,形塑中国历史。借助西洋的灵魂,中国死去的“国故”由此得以复生,并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面貌。中国哲学史的范式就是在这种脱胎换骨中重新确立的。这也就不奇怪,金岳霖在看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93)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否定胡适的“成见”,而需予以辩证分析。因为,胡适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本有一种中西比较的方法自觉。他在留学时,已充分认识到西方哲学史对于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的重要性。1917年,他在《先秦名学史·前言》中不无自得地写道:“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任务,当然就是关于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或重建。在这一点上,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94)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论整理史料的“贯通”之法时指出:“整理哲学史料的第三步(即贯通—引者注),必须于校勘训诂之外,还要有比较参考的哲学资料。……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95)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被单列出来,上升为整理与解释国学的三种主要方法之一。恰如蔡元培所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96)胡适兼治“汉学”和“西学”,是他能创出中国哲学史新范式的前提和保障,进而,使他成为执笔《〈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不二人选。 在“整理国故”过程中,胡适等人的科学理念与治学实践间所表现出的矛盾,带有一定典型性。中国学术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究竟该如何处理传统与西方的关系,如何走向世界化,如何对待西方学科理念,值得继续思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