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47 《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 张昭军 参加讨论
三、作为文化专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之所以能够执笔《发刊宣言》,其重要原因在于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声誉。特别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被不少人推奉为文化专史的典范。值得追问的是,既然国学研究与整理成系统的中国文化史之间存在紧张关系,那么,胡适本人是如何撰成文化专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呢?为形成清楚的认识,笔者拟结合他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成就,来探讨这一问题(65)。 按照梁启超“新史学”的说法,文化史之成立,“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并“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6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也指出,“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67)也就是说,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综合和贯通,解释和说明历史的因果联系、进化现象和公理公例,乃构造“文化史”必不可少的程序。具体到中国哲学史也不例外,陈寅恪说:“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68) 胡适的治学实践以考证学为特色,但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轻视解释和贯通。他曾多次强调后者的重要性。1921年10月,他与顾颉刚会谈时说:“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interpret)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有历史,正因为史家缺欠解释的能力。”(69)他在《发刊宣言》中专门批评清儒“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并强调指出:“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70)《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径把“贯通”列为整理哲学史料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胡适在导言中说:“没有校勘,我们定读误书;没有训诂,我们便不能懂得书的真意义。这两层虽极重要,但是作哲学史还须有第三层整理的方法。这第三层,可叫做‘贯通’。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71)胡适所寻出的,便是名学方法。名学方法,如同一条金线,将中国哲学史料贯通串联起来,形成系统。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三个时代: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又称诸子哲学;自汉代至北宋,为中世哲学;宋代以后,为近世哲学。该书讲述的主要是老子、孔子至荀卿、韩非时代的古代哲学,作者以名学方法和知识论为主线,不仅用以考察和评判诸子哲学的异同(72),而且以此把诸子学说组织起来,形成哲学史体系。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论发端于老子、孔子,中经墨子,到《墨辩》方臻精密。40年后,胡适为该书台北版作记,依然把这一点作为其独步之处。他说:“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73)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基石,胡适191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译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82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时译为《先秦名学史》),以及同年发表的《先秦诸子进化论》,更为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先秦名学史》直接以先秦诸子的逻辑方法及其进化为论述主题,认为“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中国哲学的未来,大有赖于恢复先秦诸子那丰富的逻辑理论和方法。(74)他把老子的“道”、孔子的思想、《易经》以及《墨子》等都作为逻辑问题加以讨论。 中古哲学部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仅给后人留下了残篇《汉之哲学》。该篇与上卷一脉相承,重点阐述了《淮南子》的知识论和董仲舒的名学。不过,结合相关论著,仍可看出胡适中古哲学的主脉和特点。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十几万字的中国佛教史论著,以及多篇论述儒教和道教的文章。他认为,中古期是宗教化时代,佛教、儒教、道教同时流行,思想的特色是“思想的宗教化”、“人生观的印度化”及“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的暗斗”(75)。他对道教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道教的圣书《道藏》“是一大套从头至尾,认真作假的伪书”,“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76)。他“对佛家的宗教、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认为“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77)。胡适晚年甚至以“耙粪工作”比喻他的中古哲学史研究:“我只是坦白地招认,我的任务之一,便是这种‘耙粪工作’(muckraking)[把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罢了。”(78)正如唐德刚所说:“胡先生的‘科学’,常常领着他去骂和尚,说‘个个和尚都说谎!’”(79)显然,胡适研究中古宗教,采取的仍是知识论的立场。 近世时期,胡适有时喜欢用“现代”这个范畴来表示。他认为,自宋以后,中国进入“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阶段”。这一阶段的目标是“反抗中古的宗教,和打倒那支配中国思想历时千年之久的佛教和一切洋教”,“把倒转的东西再倒转过来,他们披心沥血的来恢复佛教东传以前的中国文化、思想和制度”(80)。宋儒从《大学》里找寻到了探寻古文明的新工具和科学方法——“格物”(81)。“格物的科学方法”举足轻重,它是胡适论述近世哲学的总枢纽。他在《先秦名学史》中说:“总之,中国近代哲学的全部历史,从十一世纪到现在,都集中在这作者不明的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小书(指《大学》一引者注)的解释上。确实可以这样说,宋学与明学之间的全部争论,就是关于‘格物’两字应作‘穷究事物’或‘正心致良知’的解释问题的争论。”(82)胡适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简单说,就是复兴先秦诸子的逻辑方法。他认为,在“中国文艺复兴”阶段,宋儒、清儒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他在批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指出:“一千年的黑暗时代逐渐过去之后,方才有两宋的中兴。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程颐、朱熹一派认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十分明显的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这个风气一开,中间虽有陆、王的反科学的有力运动,终不能阻止这个科学的路重现而大盛于最近的三百年。这三百年的学术,自顾炎武、阎若璩以至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以至孙诒让、章炳麟,我们决不能不说是‘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83)他的《清代思想史》、《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等文,都极其推崇清儒的治学方法,认定他们富有科学的眼光和实证的精神(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