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08 《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 张昭军 参加讨论
二、“整理国故”与文化史研究间的紧张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指出了“整理国故”的目标、方向、步骤和方法,推动了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但从此后“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实践和胡适等人治学的态度和方法看,“科学的整理国故”又与文化史研究存有内在紧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目标的实现。 (一)“东方学”的态度 从性质上归属,“国故学”(“国学”)对应的是海外的“东方学”、“中国学”或“支那学”。1922年9月,沈兼士如此向同人说明国学门的研究任务:“窃以为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35)更准确地说,国学门所致力的是“中国学”。这从《国学季刊》和北大国学门的译名可清晰看出。《国学季刊》每期封底附有该刊的英文译名“The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和北大国学门的译名“The School of Sin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Sinological Studies”、“Sinological Research”即海外的“中国学”或“汉学”。《国学季刊》封三“编辑略例”则直接使用了“中国学”一词,明确宣称该刊主旨是发表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成果。《史地学报》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也说:“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36)有人注意到,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实际上就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家’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37)。1932年,北大《国文系课程指导书》对此也有总结说明:“近数十年来,各国多有所谓Sinologist者,用其新眼光来研究我国的学问,贡献甚大。日本以文字、历史、地理的关系,其所谓‘支那学’的成绩,最近二三十年,尤多可观。老实说,近年提倡国故整理,多少是受了这种Sinologist或‘支那学’的刺激而发的。”(38) 我们知道,“东方学”(Oriental Study)原是西方学者用以指19世纪以来欧洲兴起的以亚洲地区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学问,就大方向划分,在西方隶属于“古典学”范畴。这种学问伴随欧洲国家到东方进行殖民扩张而兴起。其中一些专注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形成“中国学”或“汉学”,日本则称之为“支那学”。中国学者对这种学问加以效仿,在摆脱自身成见、吸收先进成果、引进科学方法等方面自有其重大意义,不可否认。但是,“东方学”带有贬抑和否定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性质,中国学者把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视作他者,把五四以前的历史等同于“古典学”,明显有简单化之嫌。从毛子水宣称“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39),钱玄同认为“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40),到胡适向国故“打鬼”、“捉妖”,曹聚仁、吴文祺强调“国故学”不能省掉“故”字(41),都存在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倾向。 对于采取“东方学”的态度和立场,即便认为科学无国界、主张引进科学以整理国故的何炳松、郑振铎等人,也认为不妥。如何炳松说:“欧洲学者将‘中国学’(Sinology)与埃及学、巴比仑学、阿速学并视等观,本已十分侮蔑了我们,我们又何必‘过而效之’呢?”“我们试再想一想:我们有所谓‘埃及学’,因为埃及早已亡国了,古代埃及人早已死完了。”“我们中国现在依然是中国,中国民族依然是中国的民族,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明白自己学术的内容,不能估定他的价值,不能明定他在世界学术上的地位?这不是我们读书人的奇耻大辱吗?现在我们假使还要仿西洋学者对待埃及、亚述的学术的办法,厚起脸皮用国学两个字来对待本国的学术,掩饰自己的没出息,这不但是盲从,简直是毫无心肝了。”(42)用“国故”取代“国粹”,已经与传统保持了距离;以“国故之学”对应于“中国学”,意味着至少在主观上不再认同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价值。张东荪、熊十力等对此问题表现得更为敏感。张东荪批评说:“我以为‘整理国故’所负的使命实在很大,而可怜一班整理国故的人们完全见不及此。我们把国故当作欧洲学者研究埃及文字与巴比伦宗教一样看待,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已亡了数千年的骨董来看。所谓国学直是考古学。外国人研究中国学术取这样的态度原不足怪。最可笑的是中国人因为外国人如此,所以亦必来仿效一下,而美其名曰科学方法。我愿说一句过激的话:就是先打倒目下流行的整理国故的态度,然后方可有真正的整理,有了真正的整理方可有所谓国故。不然全是骨董,我们今天救死不遑,那里有闲暇去玩弄骨董呢!”(43)熊十力则以“剥死体”来形容“整理国故”,他说:“六经本弃置已久,至此又剥死体。……自兹以后,学子视六经,殆如古代之器物。而其考核及之者,亦如西洋考古家,考察灭亡蕃族之遗物已耳。”(44)针对胡适等人的偏颇,美国学者白壁德也发出警告:“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谨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45) 无论在时人还是后人眼中,文化史都理应是文化进化和进步的历史。轻视、排斥和否定本民族文化精神,根本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化史。换言之,不存在脱离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史。若照着西方人的路数下去,“整理国故”走到极致,必然会得出中国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的结论,根本不可能实现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目标。退一步说,即便写出了文化史,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史。胡适等人要求祛除“古学”的家派成见,但他们在“整理国故”时的“洋学”成见,对于编纂中国文化史而言,同样是一种障碍。如何把死的“国故”整理成活的“文化史”,的确是一项难题。 沿着“东方学”的思路,曹聚仁就曾一再申述“国故”自“国故”、“文化”自“文化”,“国故之学”自“国故之学”、“文化史”自“文化史”,各不相侔。他说:“愚之私意则以为国故与东方文化之不相同,固较然易知,即‘中国文化’亦未可与‘国故’相提并论也。文化一语,原义实指一民族精神方面之发展为多,即威尔曼(Willmann)所谓言语、文学、信仰、礼拜、艺术、工艺、经济之创作之全体。中国文化则指中国之言语、文学……等创作之全体而言,若‘国故’则仅指其以文字表现于纸片者而言,两者决不可混而为一。”(46)进而,他又指出,尽管胡适以“国故”为过去之文化历史,但不可把“国故学”理解为“中国文化史”。“国故学之对象限于国故,国故之质有限制,其时间性亦有限制。与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虽有相关涉之处,其职务其断限,则各不相侔。如叙述中国文学之因果流变,文学史之职责也,若以探究中国过去文学之特殊色彩,及特殊构造为职志者,则为国故学之一部分。”(47)由此看,“整理国故”与文化史研究之间,尚有一段距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