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8)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11 《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 张昭军 参加讨论
| 注释: ①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07页。与本论题关系较为密切的著作还有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 ②语出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上海:群学社,1927年,第31页。 ③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33页。 ④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第834页。 ⑤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胡适全集》第18卷,第375页。 ⑥余英时提出这一说法,但未作任何讨论。见[美]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⑦参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⑧《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 ⑨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上海:群学社,1927年,第3—4页。 ⑩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第48页。 (11)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 (12)《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 (13)《发刊宣言》说:“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 (14)《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 (15)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第1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216页。 (16)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1集,第531页。 (17)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胡适全集》第18卷,第373页。 (18)林毓生:《平心静气论胡适》,收入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第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9)顺便说明,1921年7月底,胡适应东南大学及南京高等师范暑假学校之邀,以“研究国故的方法”为题作了一次专题演讲。翌年10月,胡适同题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了一遍。这两次演讲中,胡适格外强调研究国故“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但在撰写《发刊宣言》时,胡适为减少与国学门同人学术观点的分歧,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有意回避了“大胆的疑古”。(可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80-185页)职是,本文也没有把疑古问题列入讨论范围。 (2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1集,第532、528页。 (21)《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 (22)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第36页。 (23)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全集》第13卷,第43页。 (24)《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 (25)王国维:《东洋史要序》,见桑原騭藏《东洋史要》,樊炳清译,东文学社1899年刊本。 (26)如李泰棻认为:“史学者,以史为一种科学对于古人著作除整理取舍外,尤须阐明其因果变迁之由。”萧一山说:“史学者,钩稽史实之真象,为有组织有系统之研究,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者也。”郑鹤声说:“无史学则科学不能成,无科学则史学不能立。”(均见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 (27)1924年1月,胡适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以“再谈谈整理国故”为题发表演讲,简要阐述了《发刊宣言》的主要观点。值得指出的,这次演讲中,他在“索引式的整理”之前,加入了“读本式的整理”,从而出现四种整理方式。 (28)《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 (29)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28卷,第582页。 (30)《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卷1号,第144页。 (31)《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 (32)毛子水说:“有国故必有‘国新’,‘国新’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学术思想”,也就是“国故学”。又说:“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亦就是我们的‘国新’了。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故,他的材料是国故。”(见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借用毛子水的说法,“文化史”实际上是“国新”的一部分。 (33)刘复:《〈敦煌掇琐叙目〉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3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35)沈兼士:《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2页。 (36)《史地界消息》,《史地学报》2卷4号,第139页。 (37)牟润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大公报》(香港)1977年2月9日。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 (38)《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1932年9月),北大档案全宗号1,案卷号274。 (39)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卷5号。 (40)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钱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41)曹聚仁说:“‘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于‘故’乃知所研究之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僵石,乃知此研究之对象,已考终于‘五四运动’之际,乃知此研究之对象与化学室之标本同其状态。……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他对“故”的强调,实际上是从研究对象上对“国故学”性质的限定。见氏著《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第90-91页。 (42)见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及郑振铎的“引子”,载《小说月报》20卷第1号,1929年1月。 (43)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5年。 (44)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 (45)胡先骕:《白壁德中西人文教育说》,《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46)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东方杂志》22卷4号,1925年2月。 (47)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第91页。 (48)叶恭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馆开学演词》,《遐庵汇稿》,1930年。 (49)唐德刚语,见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胡适全集》,第292、287页。 (50)[美]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23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1)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 (52)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 (53)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 (54)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第1号,1929年1月。 (55)[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李思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页。 (56)如曹聚仁指出:“此方法于现代学术影响綦多,现代学术之曙光,皆造端于斯。”见氏著《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上。 (57)[日]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王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58)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59)柳诒徵:《论大学生之责任》,《学衡》第6期,1922年6月。 (60)钱基博:《总叙》,《国学文选类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6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67-168页。 (6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页。 (63)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64)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65)胡适后来喜欢把“中国哲学史”叫做“中国思想史”,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我个人所从事的批判性的整理国故的工作,至少也有两大目标:一个便是中国文学史;另一个便是中国哲学史。后来我总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为‘中国思想史’。”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421页。 (66)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11页。 (6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 (68)陈寅恪:《审查报告一》,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3页。 (69)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第416页。 (70)《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 (71)胡适:《中国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219页。 (72)如该书一改圣学道统,而以名学方法为区分儒墨的标准:“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见胡适《中国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324页。 (73)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胡适全集》第5卷,第537页。 (74)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6、12页。 (75)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小史》,《胡适全集》第6卷,第282页。 (76)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胡适全集》第18卷,第421页。 (77)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胡适全集》第18卷,第421-422页。 (78)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胡适全集》第18卷,第423页。 (79)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胡适全集》第18卷,第396页。 (80)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440页。 (81)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6页。 (82)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8页。 (83)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第1集,第178-179页。 (84)顺便指出,胡适晚年修正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中对朱熹的指责,反复强调朱子“格物”方法的科学性,还说汉学家治学能用“假设”。见罗尔纲《胡适晚年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修正》,《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26-232页;又可参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443页。 (85)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整理,《胡适全集》第18卷,第249页。 (86)胡适自认为:“‘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的最大功绩。”(见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79页)又:他在《跋〈白屋文话〉》一文中说:“我是个实验主义者,向来反对‘名教’;因为我深信‘名’是最可以给人们用做欺骗的工具的。”(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524页) (87)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第1集,第278页。 (88)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第2集,第332页。 (89)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第1集,第278页。 (9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第4集,第462页。 (91)实际上,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的理解也有较大偏差。参[日]中岛隆博《“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 (92)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全集》第8卷,第487页。 (93)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 (94)胡适:《中国名学史·前言》,《胡适全集》第5卷,第4页。 (95)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220页。 (96)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序》,见《胡适全集》第5卷,第19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