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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商会的“联动”机制及其影响


        内容提要:在近代中国林林总总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中,商会存在时间最长,也最为普及,社会能量与影响格外引人瞩目。其原因在于商会系由具有经济实力之新兴工商业者组成,并且建立了全国性商会、省总商会、县分会、镇分所这四级组织系统,网络遍及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为数众多的乡镇。而经由这一独特组织系统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则是商会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巨大号召力,能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大规模活动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商会维护自身合法社会地位和权利行之有效的主要途径。
    关 键 词:商会 商人 组织系统 近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海外中华商会研究(南洋地区)”(12&ZD148)。
       作者简介: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在近代中国,自清末开始即出现了各类新成立的具有近代特征的民间社团。一方面,这些新式民间社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社团在诞生之后又通过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多重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密切互动关系。值得重视的是,在为数众多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中,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许多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格外引人瞩目。
    商会之所以能够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与影响,是因为商会的会员都是新兴的工商业者,亦即我们以往所说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最有经济实力和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力量,同时也是由于商会具备独有的组织网络系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效的“联动”机制,使得商会能够以更大的声势和规模开展一些重要社会活动,有些甚至能够及于全国各地,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其作用与影响自然不同凡响。
    所谓“联动”机制,简而言之即采取联合行动的机制,主要是指全国各地商会乃至海外华商会依靠自身独特的组织系统网络,将全国工商业者以及海外华商联系成一个整体,并通过商会表达工商业者的政治经济愿望,维护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或者针对某个重大事件保持一致态度,共同采取联合行动,表达工商业者的相关诉求。其具体活动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的较广内容,既有对内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交涉,也有对外与外国公使、领事以及国际商会的斡旋,甚至形成近代“民间商人外交”的新趋向。近30年来的中国商会史研究虽然已在专题探讨和综合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但对于商会的这种“联动”机制及其影响却仍然很少进行专门考察与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相关史料选取若干实例对这一问题略作初步探讨,以进一步促进商会史研究的深入拓展。
    近代中国商会在清末诞生之初,其成员构成即与传统的商人组织有着明显差异,其组织系统也具备了一些不同于其他许多民间社团的层级网络特点,由此为商会建立独特的联动机制创造了条件。在早期,尽管商会的这种联动机制并不完善,而且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对于商会自身的发展以及开展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仍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
    如所周知,明清时期伴随着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全国许多地区的工商业者就已经建立了会馆、公所等组织。无论是会馆还是公所,这些传统商人组织都具有较为明显的行会特征,难以形成像商会那样行之有效的联动机制。从成员构成看,会馆大多对成员的地域籍贯有较严格的要求,主要是由同一籍贯的商人组成,因而其名称往往都冠有地名。例如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①其中江西会馆、安徽会馆、湖南会馆、岭南会馆、潮州会馆、邵武会馆、钱江会馆、大兴会馆、嘉应会馆等,无不直接标明其成员的籍贯域名。有些会馆起初只是同乡会性质的组织,主要功能为“迓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②后来则逐渐发展成为同籍商人聚议商务贸易的行会性组织。及至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会馆的成员开始突破地域籍贯的限制。例如原由江苏各府木商建立的大兴会馆,后来即有在苏州的他省木商加入,变成木商行之共同会馆;最初由杭州线商建立的武林杭线会馆,后也有苏帮商号加入,成为苏杭线商的共同会馆。③这些变化体现了近代工商业发展对会馆演变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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